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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弟倆拿著外公時年輕的照片合成計程車的看板與沈陽當地的小朋友合影（何思瑩提供） |
“那段歷史，今天也許還是一個禁區吧”
不過，何思瑩告訴記者，儘管有當地人的幫助，但姐弟二人的尋訪依舊困難重重。“比如說，我們在沈陽街頭隨機詢問一些老人對於‘滿洲國’的印象，可他們除了說‘日本人很壞’之外，也沒有人能夠多說一些其它的個人經歷”，她說，“沈陽圖景”中的一位成員做過他姥姥的口述史，她老人家曾在日滿時期的鐵西區糖果廠工作，但是，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資料。“‘沈陽圖景’團隊裡還有一位遼寧電視台的記者，他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介紹信的話，很難進入檔案館查詢。也許，在今天的東北，那段歷史還是一個禁區吧”，何思瑩說。
日本戰敗前夕，前線戰事趨緊，偽滿油價飈漲。張喜榮退出了出租車行業，在一個日本建築師的家庭做私人司機。1945年，《波茨坦公告》與廣島、長崎的核轟炸，壓垮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最後一根稻草，8月，蘇聯紅軍開進中國東北。但這竟成為了張喜榮記憶中最恐怖的一段時光。“我外公說，蘇聯人搶劫、殺人、強姦婦女，非常可怕，為此，他甚至配了一把手槍防身”，據張喜榮回憶，當時日本在沈陽的一些商行和住宅難逃當地平民的報復性損毀，由於台灣人開的醫院和日本醫院很難分清，所以那時也有個別台灣人遭受了誤擊。“日本投降後，大多數在東北謀生的台灣人都選擇回去，是我外公開卡車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台灣人，可他卻選擇留了下來。”
“如果遇到共產黨，就要稱呼‘同志’”
熬過了那段混亂的空窗期後，中國政府接收東北，愛國將領馬占山接管了這裡。李香蘭離開了沈陽，她當年居住的“奉天大廈”也更名為“中蘇聯誼社”。在馬占山的楊姓台灣籍秘書的介紹下，已經做了七年司機的張喜榮，進入國民黨官邸“中蘇聯誼社”，開始專門為國民黨軍官開車。“軍官太太們愛打麻將，我外公就要經常接送她們”，何思瑩告訴記者，進出不同營區時，只有報出正確的“通關暗語”才得以放行，有一次某個營區更換了“暗語”，她外公卻沒有及時知曉，差點還搭上了性命。
值得一提的是，張喜榮也知道當時的軍隊中有共產黨員，“我外公跟我說，跟軍人打交道前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什麼背景，如果遇到了共產黨，就要稱呼‘同志’，這樣可以感覺更親近”，何思瑩說。
日本人、蘇聯人、國民黨、共產黨，十年的東北闖蕩，這個小小的台灣司機憑借著靈活的身段，和各路人馬打著交道，他內心又會有什麼樣的體會？何思瑩說，她也曾問過外公這個問題，但他只是淡淡地回答“我就是一個討生活的人”。她告訴記者，在東北的尋訪過程中，她就和弟弟討論，外公那時對“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感情？他那時有一個“祖國”的概念嗎？“他從小只上過客家人開的私塾，背過三字經，接受過日本式的小學教育，來了之後又體驗到東北這邊迥異的文化，所以我們想在這趟回去之後，再去向他提出這些問題”，何思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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