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現實發展的需要與俄羅斯的反證：與新加坡比較的必要性
從中國發展的現實來看，我們也需要進行漸進式改革的集中比較。
這裡選擇新加坡作為比較對象的主要原因是，已有的比較研究，即無論是把我國的漸進式改革與一些國家的激進式改革進行比較還是與一些國家的漸進式發展模式進行比較，不僅比較的方法和程度有很大不足，而且都是從當時的需要出發，也都只是部分地完成了發展模式和國家治理方式比較研究的史命，儘管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說任何一種研究都不可能終結這一領域的研究，也不可能完美，但面對已經走上漸進式改革道路並需要對當下的發展模式和治理方式進行深刻理解和改革的中國來說，面對已往比較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換言之，從當前中國發展的現實出發，拿比我國發展更早一步、諸多主要的干預變量相似也是非常典型的漸進式發展模式的新加坡作為比較對象，既有利於對相關干預變量進行證實和證偽，也有利於闡明中國改革的向度、程度和深度，從而使我們對發展路徑和治理方式的判斷更為可信。
我們還可以從與前蘇聯－俄羅斯的比較來看與新加坡比較的合理性。我們先是學習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研究和學習1980年代前蘇聯的改革，1990年代後又研究前蘇聯－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轉型以及普京時代俄羅斯的改革和國家治理方式，為些都是從中國的現實關懷或比較需要出發的。實際上，我們之所以把中國的發展模式定性為漸進式的，主要的比較對象是前蘇聯－俄羅斯的激進式轉型或改革。相對於戈爾巴喬夫（1985－1991）和葉利欽時代（1991－1999）前蘇聯－俄羅斯較為激進的轉型和改革，中國的改革確實是漸進性的，儘管這一改革導致的經濟和社會變遷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快的多。
3.在轉型國家的比較框架中進行案例設計：與新加坡比較的合理性
從方法論上來看，這種比較更有價值或可比性，可提供更有價值的具有操作性的經驗。新加坡與中國的發展模式相近且發展水平更高，與其進行直接的系統比較，容易離析出更多更好的量性或可操作性的經驗。具體來說，由於是以正處於漸進式轉型和國家治理方式改革為座標進行的比較研究，因此候選國家具有以下條件更好：後發展國家，這一時期正在發生經濟、社會和政治轉型，進行發漸進式的國家治理方式的改革，國家穩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更高，進而其發展模式是強國家治理等。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以來很多國家包括東亞和東歐的數十個國家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轉型或治理方式的改革， 這兩個群體一個是前社會主義國家，另一個“東亞模式”中的國家，中國都是其中的一員，這兩個實際是一個變量群對中國的轉型發展與治理方式有著直接可比的重要意義。
通過比較框架的設立和對相關變量的分析，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比較價值。它與我國一樣處於漸進式發展的相近位置，但發展更早和水平更高，自1959年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新加坡從人均GDP100美元發展到2014年的人均55，000美元 ，並且已經建成了發達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民主政治得以穩定推進，政府效率位於世界前列。這主要是由於它持續有力地推動治理方式的現代化改革。在這一過程中它解決了黨政分開和機構臃腫問題，解決了政府效率問題，解決了利益集團對現代化的阻礙等問題。進而，如果我們過去主要的學術理路或國家治理方式的比較研究是較好地完成了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的比較的話，如果我們僅僅在漸進式改革的比較中進行了“經驗學習”這種潛在比較的話，那麼中國與新加坡之間的集中比較則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闡明漸進性改革的程度這一量性問題，或者說闡明什麼樣的漸進式改革才能在保持國家的治理權威與化解阻礙改革的因素這一對矛盾中達到次優平衡狀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新加坡與中國的改革與治理進行較為系統而深度的比較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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