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黨的基本路線和意識形態的理性化過程相一致，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運作也進行了理性化建設。這可以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會”以後逐步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來看，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黨和政府領導體制的改革，黨的領袖從終身任職向任期制轉變，從個人崇拜向集體領導轉變，從而確立了黨的集體領導體制和相關制度建設，並不斷改善黨的領導；二是改革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逐步賦予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常委會具有一定實質意義的立法權和監督權， 從而推動了法制體系的建設；三是逐步建立以發展為導向的法制化、規範化、程序化的政府管理體制，從政治管理向經濟管理轉變，並通過政府機構改革來簡政放權，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四是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適度下放決策權、人事權和財權， 調動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從理性化的視角來看，這實際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根據“主義”而是根據現實理性來進行決策。從制度上來說，這些改革就是要逐步弱化人治而強化法治、弱化意識形態而強化現代理性的制度運作。
2.理性化與民主化並進：持續推進或回歸現實
在政治理性化發展之後，兩國都進入了理性化與民主化同時推進的發展階段，當然，這一時期新加坡是理性化與民主化並進，而中國仍是以理性化為主，民主政治建設有進有退。
在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中，198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型，傳統的威權主義體制越來越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它對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本擴張的阻礙顯現出來，並呈逐步增強的趨勢，這集中表現為日益強大的公民社會及其多元化的政治表達對集政治權力於一身的國家統治者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國家建立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制度環境，因此，如何改革威權主義體制一度成為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所共同面臨的政治問題。新加坡自1980年代初以後，政治發展在堅持其理性化的同時也不斷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在進一步強化政治理性化尤其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同時，逐步推進了民主政治建設。這一時期反對黨逐漸活躍起來，1981年反對黨通過選舉而重返議會， 打破了國會完全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壟斷的格局。此後，反對黨力量逐步而緩慢地增強，支持反對黨的選民票數也呈遞增趨勢。 面對這一挑戰，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對反對黨的態度是從承認和打壓到容忍和適應，具體來說，就是承認它存在的合法性，同時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打壓和限制，但這種限制的目的不是消滅它，而是使其能理性化的發展。
中國幾乎與新加坡在同一時期開始了民主化進程，不過中國更加注重政治的穩定，因而民主的推進更為謹慎， 並不時回歸政治理性化的建設。具體來看，中國近40年來在現有體制內漸進推進的民主政治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擴大黨內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黨內重大決策的“票決制”， 實行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任期制；二是在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比例上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消除選舉中的城鄉差異， 增加了相對弱勢的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 使他們在國家權力機關中的發言權有所增加；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了基層民主， 初步建立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切實推進了基層的政務公開制度；四是不斷深化立法、司法體制改革，逐步解決人為干預司法以及現行司法體制中存在的等級化、行政化、商業化和地方化等問題，不斷提高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五是增加了政府機關的透明度，包括政府的財務公開和官員個人財產的公開，加大了對官員的監督力度。這些改革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穩定性和漸進性，這保證了民主的發展不至於失序，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矛盾，增加社會公平，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轉型時期國家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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