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3日電／中學數學試卷裡有一種題型，叫做幾何證明題。這種證明題會提供若干個已知條件，據此推演求證一個結果。
解答這類題目，考的是對幾何知識的靈活運用，培養的是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
由此不難看出，為什麼很多人說，數學是思維體操。
不過，如果需要求證的結果是個偽命題，即便是費盡了腦細胞，甚至走火入魔，可能也證明不了。
比如，已知條件一：“我”；條件二：“我媽”。求證：“我媽是我媽”。
這樣的證明題，是讓你哭笑不得還是欲哭無淚？不管怎樣，這道題曾真實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富有革命樂觀主義的群眾，為之取名為“奇葩證明”。
“奇葩證明”在2015年曝光、現形。隨之而來的，有各種吐槽、批判，更有相關部門的治理、整頓。
所幸的是，在已經起步的2016年，我們或許可以向“奇葩證明”說聲“再見”。
群眾辦事難
一些話題的源起，總有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證明我媽是我媽”也是如此。
那天，“人民日報政文”微信公眾號給大家講了一個故事，主人公是陳先生。
話說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遊，在辦理證件時，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於是，陳先生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陳先生需要提供他母親是他母親的書面證明。
可是，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上，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在陳先生為此感到頭大時，有人指了一條道：到父母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開這個證明。
先不說派出所能不能順利開出這個證明，光想到為這個證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陳先生就頭疼惱火：“證明我媽是我媽，怎麼就這麼不容易？”
一句“證明我媽是我媽”，如同當年《大話西游》裡那句經典台詞一樣，迅速紅遍大江南北。
曾經遭遇類似“奇葩證明”的群眾，找到了一個吐槽的發洩點，一時間，有著真憑實據、切身體會的各類跟帖充斥網絡。
“我媽是我媽”不好證明，但更不好證明的是，“我是我”。
陶先生2001年到北京工作，戶籍還在河南省駐馬店市。2001年，陶先生結婚。當時，結婚證上的身份證還是15位數字，尾號是“251”；2003年，陶先生的兒子出生。出生證上，陶先生的身份證尾號還是“251”。到了2004年，身份證號升為18位，陶先生的身份證尾號變成了“2611”。不過，他自己並不知道此事。
2006年，陶先生的戶口遷至北京。因為身份證號碼的變動，陶先生必須證明“我是我”。為此，陶先生在北京和駐馬店之間跑了7趟。後來，陶先生回到駐馬店，到原籍找到鄰居開出證明：“我是在這出生的、長大的”，這才艱難證明了自己的身份。
沒成想，證明“我是我”的遭遇又在2015年發生了。陶先生的兒子要去美國旅行辦理簽證，因為未滿16周歲，辦護照的時候必須要有監護人的身份證明，可陶先生對比身份證和兒子的出生證明，發現身份證尾號不一致。這次，陶先生又得證明“我是我”。這一次，陶先生是拿著結婚證，才證明了自己。
俗話說，山外有山。對於“奇葩證明”來說，也是如此，沒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就好比證明“我還健在”。
有媒體微博發文稱，福建省漳州市一位74歲老人到電信局辦業務，被要求出具健在證明。老人沒辦法，只能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為了讓老人少走彎路，只能開了證明：“老人健在，活生生的人在你們面前，身份證戶口本都還在，還要開健在證明，有必要麼？”
當然，事後，電信局也作了說明：當事人是原電信員工遺屬。為了確保撫恤金發放準確無誤，按照相關規定，需要提供領取人健在證明。開具的健在證明是領取撫恤金的需要，與辦理電信業務無關。
不管是領取撫恤金，還是辦業務，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還需要健在證明嗎？
“‘奇葩證明’泛濫背後折射的是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說，之所以出現大量證明“我×是我×”的吐槽，一方面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對自己的權力清單不是很清晰，沒有釐清自己的權力邊界，另一方面，政府的辦事流程不夠精簡，治理能力不高，服務意識不強。個別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存在這樣一種諉責行為——“我只要拿到證明，我就沒責任了，反正我起到把關、審核的作用了”。正是因為這種各自為政的諉責行為，才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證明”，尤其類似“連環套”的證明，體現出一些政府部門職能交叉、管理分割、不願擔責、服務意識差等一系列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的觀點是，在簡政放權過程中，一些企業事業單位還在不斷要求群眾開具各項證明，這是一種很衝突的現象。現在社會治理要求很高，為了防範社會風險，保證社會穩定和社會基本秩序，一些單位出於自身的警戒，增加過多的各式證明手續。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過多地借助傳統管理手段，必然會導致這種現象出現，增加群眾生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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