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在行賄與受賄這一對矛盾中，受賄人永遠都占據著主導地位，永遠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如果沒有受賄的可能，另一方就不會有行賄的意識，一方如果沒有受賄的客觀存在，另一方就不會有行賄的主觀行動。所以，法律對受賄行為的懲處，必然要重於對行賄行為的處罰。去年8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行賄犯罪財產刑的規定，提高了對行賄罪從寬處罰的條件（只有犯罪較輕，檢舉揭發行為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現的，才可以免於處罰），並增加規定，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其近親屬等關係密切人員行賄的，以行賄罪論處。新刑法加大了對行賄人的打擊懲處力度，但行賄人受到的處罰仍然輕於受賄人，兩者的輕重之別不應改變也不會改變。
行賄人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確是罪不可赦的“害人精”，但被“圍獵”的官員也並不冤枉，他們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賄人的“獵物”，三下兩下就被“拉下水”去，他們同樣也是不折不扣的“害人精”——不但積極配合被“圍獵”從而害了行賄者，進而害了市場秩序、政治生態和法治環境，最終也害了他們自己。被“圍獵”的董社有們裝出一副受害者的樣子，卻不知自己也是貨真價實的施害者，豈不悲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