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學會座右銘中的“質量”是如何實現的？
李成：研究質量，歸根到底，來自於高質量的人才。所以，布魯金斯學會對於研究員的要求極高，一般需要達到三個標準：是所在領域內的“學術領頭羊”，具有前瞻性的視野及在公共領域內的影響力。
我們的錄用過程和學術標準與哈佛、耶魯等頂尖高校非常相近。學會目前的全職研究員中，大多數是高級研究員（即正教授級別），有90名，普通研究員（即助理教授級別）較少，只有20人。換言之，能夠進入布魯金斯學會的，基本已是各領域內的“領頭羊”。
同時，我們希望自己的專家不是“過去的專家”，而是“未來的專家”，有前瞻性思維和視野，能夠影響未來政策的走向。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不能只是象牙塔裡的學者，而是要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對話，具有影響媒體和決策的能力。
《瞭望東方周刊》：美國智庫的影響力是如何打造起來的？
李成：智庫的影響力來源於很多渠道，比如通過“旋轉門”機制“提供”政府官員，通過“二軌”對話影響決策，影響媒體，教育民眾，以及為調節衝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
布魯金斯學會被稱為美國政要的“儲備池”，每當政府換屆，都會有前高官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也會有布魯金斯學會成員進入政府。
舉個例子，桑頓中國中心的全職研究員中，傑弗裡.貝德是奧巴馬第一任期中國政策負責人，李侃如是克林頓政府中國政策“一把手”，杜大偉（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銀行駐中國總代表和美國財政部對華事務專家。兼職研究員中，還包括了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國際事務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主要執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亞前總理茱莉婭.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魯金斯學會任職。這樣的“交流機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響力渠道。
此外，布魯金斯學會還經常邀請領導人、政界高層和意見領袖舉辦演講、研討會和公眾講座，有時一天有幾場。因此，預訂報告廳成為學會裡一件極有挑戰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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