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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柱的挑戰仍然是巨大的 |
中評社╱題：國民黨路線與國共關係的未來 作者：張亞中（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國民黨的路線之爭
從去年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到今年的黨主席之爭，就本質而言，國民黨內部進行的是一場有關兩岸關係的路線之爭，廣義來說，也是國民黨內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兩岸關係的本質，以及兩岸關係應何去何從之爭。
這場路線之爭對未來的影響在於：未來的國民黨是否要與北京共同結束兩岸的法理內戰，讓兩岸關係可以開啟真正的“和”（peace），以及兩岸關係能否在“和”的基礎上，用“合”（integration）的方式強化兩岸的共同認同及合作。如果用簡單的話來說，未來國民黨要選擇兩岸的“和合”路線，還是要繼續延續現在“維持現狀”，或“不統不獨”的政策。
如果沒有洪秀柱的參選，國民黨內不會有如此的路線之爭。兩岸關係從1949年以來，國民黨內有關兩岸關係的路線經歷了四個不同階段，從最早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到近八年來馬英九政府以“偏安”為目標的“隱性獨台”政策。洪秀柱的參選挑戰了馬政府的兩岸思維，也引發了國民黨所謂“主流派”的全面反撲，更激起了民進黨全面的“抹紅”。洪秀柱已經當選了國民黨主席，但是“和合”路線是否能成為未來的國民黨主流意見，目前仍然存在著變數，也連動到國共兩黨未來的互動。本文即在析論此一問題。
國民黨路線的四次變遷
1949年到2016年間，國民黨的路線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蔣介石時期“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攻大陸統一中國”，蔣經國時期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時期的“特殊國與國”（“一族兩國”），以及馬英九時期的“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隱性獨台”）。前兩個階段著重的是“統一”，後兩個階段著重的是“分治”。前兩個階段沒有民進黨的因素，後兩個階段則有國民黨與民進黨分離主義因素的競爭及妥協，因此“分治”與“分離”的界限愈來愈模糊。後兩個階段的變遷以下簡要說明之。
1987年台灣方面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互動引發許多事務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基本的共識，處於內戰下的兩岸幾乎難以啟動事務性的協商。1991年台灣方面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再次重申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是謀求國家統一，並分近、中、遠程三個階段推動統一進程。“謀求國家統一”成為兩岸最基本的共識，在這個基礎上，兩岸開啟了事務性的協商。
1992年兩岸建立起後來被稱之為“九二共識”的基本互信。“九二共識”包括兩個同的部分，一個異的部分。同的部分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及“謀求國家統一”。異的部分是：台北方面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持“各表”的立場，即所謂的“一中各表”，而台北方面表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北京認為當時討論的是事務性的問題，因而認為不需要對“一個中國”的意涵做出表述，即所謂的“一中不表”。
1994年起李登輝的態度改變了，或者可以說是他開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了。1994年6月在由陸委會公佈的《兩岸關係說明書》中，正式地將“一個中國”從原來就是“中華民國”，異化為“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第15頁）
1999年5月，蔡英文、林碧炤（即將在520後接任總統府秘書長）、張榮豐等共同參與由國安局完成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報告，其結論是：必須將兩岸定位為國家對國家的關係，才能走出中共“一個中國”的框架。
1999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稱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指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是相互主權獨立的國家，唯一的特殊關係就是“歷史、地理、文化、血緣”，而沒有其它法律上的必然關係，即“一族兩國”論。
2008年馬英九執政八年以來，兩岸關係的確有長足的進展，特別是在兩岸經貿交流與人員觀光訪問上交往頻繁，但是在兩件事情上，他卻不自覺地深化了“獨台”的論述。
第一件事是歷史教科書。馬政府上台以後，在陳水扁所留下的歷史教科書課綱事上，僅有若干“撥亂”的行為，而沒有達到“反正”的目的，馬英九未能改變教科書將兩岸書寫為“一邊一史”的史觀結構。
第二件事在於馬英九政府八年以來，對於兩岸政治定位的表述方式已經發生改變。2008年選舉以前，馬英九的政見還包括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但是到了2009年中期，態度卻開始轉變了，“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未來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這些已經是“獨台”的言詞經常出現在馬政府團隊的口中。八年以來，“先經後政”的政策事實上卻是“只經不政”。馬英九已經絕口不再提兩岸要政治協商、簽署和平協議事，也不再提“謀求國家統一”，而是以“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為其立場。另外，國民黨在馬英九八年執政期間，也不再提“我是中國人”這個語彙，而是以“我是中華民族一份子”做為同義詞。這八年以來，較之以往，“台灣”與“中國”更成為兩個不同的“異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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