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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境，根源來自政治變遷和認同的混亂。 |
中評社╱題：淺析台灣當前政治困境與身份迷思 作者：洪揚（上海），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如何認識與看待今天台灣社會的認同混亂及政治亂象，是瞭解台灣社會政經困境、內外衝突的主要途徑。筆者關注台灣問題已久，日前赴台訪問，有機會直面台灣，看到台灣社會的種種發展變化。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筆者結合自己的研究視野，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困境和認同問題做些探討，以就教於各位對台研究的前輩及廣大讀者。
日漸狹小的國際視野
彼台灣當局，在1949年甫至台灣的蔣中正先生時期及1978年後的蔣經國先生時期，尚有包攬天下之機；然及至李登輝及其後的三位民選領導人則格局愈沖愈小，台澎金馬一隅之地便逐漸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眼中的全部了。
台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曾在“鎖島政策-消失中的台灣”一文中批評台當局的短視與無知：“2001年10月，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上海舉行，政府堅持指請李元簇先生代表參加，但因歷屆APEC會議從無如此層級人士代表台灣與會，加以會議是在上海舉辦，更不可能有所突破，政府乃於10月19日宣佈退出會議，並安排當晚在高雄舉辦民進黨造勢群眾大會，陳水扁先生在會中嚴批大陸鴨霸，民眾群情激憤。然而APEC現場撤走台灣座位後，會議仍順利舉辦，圓滿閉幕，並發表共同宣言，絲毫不受影響。陳先生此一動作，固有若干民眾喊爽，但台灣也因此失去在國際上發聲之機會。”①
廖正豪先生認為“鎖島政策，一時之間或可讓民眾陷於激情，使當權者穩固權位，‘閉起門來做皇帝’，然而這種做法，將使台灣快速萎縮，最終在國際上銷聲匿跡。”
其實，在此一客觀現實背後潛藏著的便是台灣當局由“反攻大陸”到“自保”，再由“自保”到“台獨”的心理轉變過程。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過程，其肇因主要有二：
1、日據時代的烙印留存
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實際統治台灣時間並不長（1895~1945），然而僅僅50年的時間就讓台灣人日化教育深入骨髓，迄今難滅的原因卻不可一味指責台民忘本。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中華三千年文明史中亦曾有數次舉國淪陷，神州陸沉，然而中華文明傳承卻薪火相傳，從未斷絕的關鍵在於在近代之前中華文明始終能夠保持著自身的先進性，從而使入主中原的歷代異族政權最終被同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匈奴西遁、突厥北逃、契丹泯滅、女真同化皆概莫如是。然而甲午戰敗、被逼割台，卻全然不同於蒙元南下、滿清入關；彼時中華正如李鴻章所說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日人入台非但挾著武力上的壓制，更嚴重的是其背後迥異於“中華文明”的西方“現代文明”。李登輝即曾在其書中直言“是日本讓台灣完成近代化。因為日本的統治，台灣得以從傳統農業社會蛻變為近代社會”，且認為正是“日本在台灣引進公眾教育後，台灣人……逐漸擺脫儒教的束縛”，也因此為“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的地方’。非但是經歷過日本統治所謂的日文世代，就連年輕一輩也有很多是親日派”這個說法而沾沾自喜。所以必須承認，50年的日據時期對於台灣不僅是歷史層面的分離，更是文化層面的割裂與同化。這對台灣影響深遠，甚至在光復之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台灣本島最早被我中原政權納入直接管轄是在清代。然而由於滿清統治者是從明鄭手中直接接收台灣並納入福建省轄，其最大目的是出於避免台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及隔離荷蘭人勢力的意願。施琅在上書清帝的奏摺中曾警告若輕棄台灣，則“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船製器，剽掠濱海”，並建議“是守台灣則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一守兼之”。②加之當時台灣偏處海外、人煙稀少，清政府對於台灣的開發意願較低，各級派遣官員也多將赴台任職視為險途，不願久留。故而在200餘年的清治時期，台灣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個閩、粵兩地漢民自發的墾拓地而已。亦因此，台灣一直未在文教方面有過長足進展（清代僅有進士32名③），反而是民俗、宗教、戲劇歌曲等民間風俗通過信仰、戲曲而口口相傳，並繼而發展成富有台民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就如台灣作家鄭鴻生回憶祖母時曾寫道的那樣“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她終其一生都是傳統打扮，不太受現代化影響。她的安身立命來自傳統社會關係與地方民俗戲曲，由此來確定她的身份與認同。與她一樣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半勞動人民，也都是以此來安身立命，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是他們豐富的精神泉源”。④
及至台灣被清政府在1895年割讓於日本，台民之上層人士，富者內渡，士子返籍，一時之間台灣本便稀薄的文教土壤幾近一空。故而日人抵台並正式展開統治之時，台灣的文教土壤等幾乎是一片空白，加之日人在抵台初期對台民的抵抗運動手段強硬（例如1898年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制定匪徒刑罰令，將彼認為靠不住的台民皆以土匪論處，成群屠殺），強烈的震懾作用使得台民不再敢於武裝反抗，使得日化統治更趨順暢。
50年的“皇民化”殖民統治時間使得台灣日式文化烙印深邃，且內戰後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將其與大陸之間的聯繫再次人為切斷，加之冷戰時期為抵禦大陸又與日本往來密切，可以說日據時代的烙印從未在台灣被徹底根除。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即曾堂而皇之地在其自傳中自認“我到二十一歲之前都是在全然的日本教育下長大，所以這書揭露的，可說是原來身為日本人的李登輝，他的精神世界……”。⑤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雖然50年的殖民統治，屈辱與苦難遠多於獲得，但如李登輝這般媚日情結嚴重，認為日本殖民政權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故而台日應於未來繼續保持密切關係的台灣人，絕不在少數。
2、國別與身份認同的迷茫
坦率地說，80年代之前，台灣並不存在所謂國別與身份認同問題。究其原因，在於1971中國大陸加入聯合國與1978年國民黨政府與美斷交（台美斷交）這兩起重要的歷史事件。彼時海峽兩岸皆堅稱只有一個中國且自己是中國的唯一代表，然而在80年代之後中國便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專有名詞，相對的台灣亦成為國民黨當局的專屬稱呼。鄭鴻生先生認為“中國人身份的變化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從此台灣不再代表中國。直到今天，馬英九在公開場合都不敢說‘我們中國人’。這個40年來的身份變化顯示著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似乎不堪一擊，而反共親美意識形態卻又深入人心，無所不在。”⑥潛移默化間，中國與台灣似乎成為了兩個不同的地區，這是兩岸分離過久的直接惡果。
2014年4月1日，台灣東森新聞報導台灣民眾向“移民署”質疑張安樂先生（即白狼）是否為中國籍並投訴作為外籍人士的張安樂先生無權參與台灣政治活動。其後台“移民署”回應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如在大陸居住超過4年者，身份自動轉換為大陸籍。但民眾在台灣原設有戶籍且未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護照，可申請恢復台灣身份。故張安樂在2013年3月14日通過在台親屬申請恢復身份。同時澄清，大陸籍雖與台籍有所區別但絕非外籍，然而這一回應竟招致島內媒體譁然。⑦
為瞭解台灣民眾最新動向，《聯合報》於3月14日推出“二十年民主路台灣向前行”專題調查。調查觀察近20年來民眾對“國家認同”的意向變化，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從1996年調查的44%、2006年調查的55%，攀升到本次調查的73%，創近20年來調查新高。
民調同時顯示，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為73%；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為11%；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的占10%。此外，19%的人支持儘快“獨立”，17%的人期待維持現狀然後“獨立”（緩獨），4%的人希望儘快統一（急統），8%的人傾向維持現狀繼而統一（緩統），46%的人主張永遠維持現狀。⑧
《聯合報》分析，20年多年來，台灣民眾的身分與“國家認同”已發生了顛覆性的嬗變，其間領導人的言行是否發生了指導性作用，是一個披著神秘薄紗的命題。李登輝罩著統一的外衣不斷對外試探，陳水扁直接用“一中一台”衝撞，馬英九則以“九二共識”與大陸共處；蔡英文的下一步棋，將牽動兩千三百萬人的共同命運。
報導稱，李登輝無疑是個要角，認同的飄移與波瀾由他開始，他曾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卻又低吟“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去中國化”教育是陳水扁最重大的認同工程，他依據“同心圓史觀”研定的高中歷史“九五課綱”可以說是對認同的劇烈衝撞。
當年“九五課綱”主導者、現仍是“中研院”院士的杜正勝稱，認同並不是“總統”一人說了就算，他反問馬英九上台後不是極力表現要統一的趨向嗎？為什麼主張“獨立”的人卻更多了？馬英九任內台灣人的認同走向確與馬的政策意志完全背離，正是一個典型的悖論。
不過有趣的是，同時刊登於報的另一份民意調查“為宣佈台獨願付出的代價”中又顯示16%的受訪者能夠接受來自大陸的經濟封鎖，20%願意接受徵召上前線，22%認為失去多數“邦交國”也無所謂，另有43%的人認為來台觀光陸客大幅減少也可接受，同時亦有23%的受訪者認為以上變化皆屬不可接受的範疇。所以，46%的受訪者希望永遠維持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灣民眾如今身份認同問題之嚴重程度由此也可見一斑。
糾葛難分的台灣意識與台獨意識
“台灣意識”，即所謂“本土意識”，與近代中國各地先後湧現的“湘軍精神”、“淮軍文化”、“桂系集團”等地域意識相若，最初並未被賦予什麼濃厚的政治意味，更多時候只是一種區域性社會凝聚力的具體表徵。在1894年台灣被清政府割讓予日本後，從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間的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及其後至1945年的政治抗日運動時期，“台灣意識”在引導台民抗拒日化統治的同時也一直充當著台民的精神支柱，這也是日本在50年日據時期內最終未能將台灣全盤日化的根本因素。
而“台獨意識”作為一種旨在追求台灣獨立的思想體系，早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後即已出現，但在兩蔣時期，“台獨意識”一直被法律認定為“分裂國家”的違法行為而難以壯大。不過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全球民主化浪潮興起，“台獨意識”借著“江南案”與台灣民主化運動有效結合，從而成功迫使國民黨政府作出妥協並次第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體制。雖然台灣社會政治得以轉型並為民主憲制打下基礎，但也讓被禁錮了數十年之久的“台獨意識”借此登堂入室，再難壓制。
當然，在這其中又不得不提到自李登輝時代起台灣對於“本土意識”的刻意培植與推進，他在自傳中曾言道“我為了說服國民黨大佬，才制訂國家統一綱領。其實目的在於制定三個明確條件，以牽制、遏阻‘統一’的動向。然而，表面上又不能明講。如此，我在任內一一去除、拆解阻礙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繁複機制。而且，這工作必須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態下進行，是營運政權的過程中最困難的一件事”。⑨
由此可見，地域意識長期充任社會主流思潮終究是一把雙刃劍，短暫的4年光復後，台灣再次與大陸分隔，長期游離於母體之外而難以互通有無，又使“台灣意識”在兩蔣時期始終難以完全融匯入“中華意識”，此亦是“台灣意識”盤存延續最終向“台獨意識”演進的根本原因。
1、悲情意識的惡意操縱
在“台灣意識”向“台獨意識”的轉變過程中，民進黨與其泛綠聯盟所擅長的“悲情牌”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簡而言之，“悲情意識”就是描述台灣以及台灣人民在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所遭受的苦痛與磨難，並從而喚起台民自行當家做主的意願。
在抱持悲情論的台灣人看來，從1894年甲午戰爭後台灣被清政府“出賣”從而割讓予日本，台灣人做了50年的亡國奴，被迫接受皇民化統治，強制使用日語、日文；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終得回歸祖國，不及享受當家做主的自豪與回歸祖國的榮耀，就被“2.28事件”潑了一盆冷水，接著又是國共內戰迎來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隨後就是30多年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不斷被灌輸國族主義，宣揚祖國情懷，無論歌謠還是詩文都以思念中國大地、讚揚中華民族的悠久偉大為主，並強制推行國語與國文，反而讓台灣人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認為自己的本土文化與價值受到長久的忽略與壓抑。台灣人常掛在嘴邊的“台灣人歹命”、“蕃薯仔命苦”正是這種“悲情意識”最直觀的一種詮釋。
然而“悲情意識”在數十年後社會高度開放的今天仍然被台灣人掛在嘴邊，日久而彌新則要完全歸功於民進黨的炒作，民進黨從上至下都很明白，只要燃燒悲情，就能獲取民眾的認同並從而得到選票，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每逢選戰則必打悲情牌的原因所在，能打擊“專制壓迫”的競爭對手，又能獲取民眾的認同，何樂而不為？政黨愈強調悲情與本土，民眾就愈激進；而民眾愈激進，政黨在下一次選舉中又勢必要愈加強調悲情與本土，此般扭曲的相互關係其實是一種惡性循環。過度的“悲情意識”不但讓民主精神徹底變調，更給台灣的整體社會帶來了極不利的負面情緒。所以台灣媒體與網絡中滿是負能量，到處充斥著諸如“台灣被矮化”、“台灣被打壓”等極端、畸形的言論。
所以，在我看來，與“民粹”相若，“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極易被煽動、發酵，又極端敏感的社會情緒，而當今的台灣社會顯然已在這種極端社會情緒中迷失自我。
2、本土意識的概念偷換
必須注意的是，“本土意識”的抬頭與“身份認同”的缺失是絕對分不開的，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身份認同”的缺失與迷茫，才造就了“本土意識”的抬頭；而“本土意識”的快速演進又進一步淡化了本已模糊的“身份認同”。方今之台灣政客，言必稱台灣價值、行必法台灣利益，似乎非如此不能彰顯自身之“正確定位”。更重要的是，自李登輝時代起，“台灣意識”一直在被人為賦予諸多的政治意味並最終向“台獨意識”的方向轉變。
2002年1月13日，時任台領導人的陳水扁宣佈在現行“護照”封面加注“TAIWAN”字樣以區別於大陸護照；2006年2月27日，亦是陳水扁在其第二任任期時宣佈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2007年7月21日，陳水扁當局的教育部門再次公佈一項所謂“教科書不當用詞檢核計畫”，將5000多個與“中國”相關的詞彙刪除；可以說民進黨的推進、國民黨的搖擺、媒體的追捧與社會的縱容，正是“台灣意識”從地域化的“本土意識”向地區化的“國家意識”邁進的關鍵所在。短短30年，“中國”與“中華民族”已從蔣經國先生時代的基本認知與標準變成了當今台灣朝野與社會的“過街老鼠”。
而馬英九在2008年以反台獨為口號高票當選領導人，卻在之後的任期內宣揚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第三條路”，同時在糾正“去中國化”該當強硬之時卻又過度懦弱。
早在2010年9月1日，台灣《今日新聞》即曾刊發知名媒體人南方朔先生的評論“現在台灣的最大問題，就是政治領袖‘假冒’的問題十分嚴重，而馬英九就是變色龍。馬在選黨主席時，罵王金平是台獨，因為黨內選舉要靠深藍黨員的支持，罵就表現得非常反台獨；選上黨主席後，大選不能僅靠深藍選民，因此馬又主張台獨是一個選項”，因此他認為“馬英九的主張隨著選民而變化，自己永遠沒有能力，或不敢領導選民，這就是台灣今天的危機”。
由此可見，台灣地區“本土意識”的抬頭已極為嚴重，與顯性的“法理台獨”相較，如此般隱形的“天然台獨”更值得我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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