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核心部門組成的政策共同體和民眾組成的議題網絡、專家網絡的聯盟存在矛盾。
政府與消費者在保障乘客安全和利益方面是一致的。政府部門為了最大程度保證民眾出行安全，會聯合專家網絡及議題網絡中的媒體、市民等形成利益團體，對網約車存在的安全隱患採取監管措施。例如有的地方的監管內容就有包括網約車駕駛員應滿足無交通肇事犯罪記錄、無危險駕駛犯罪記錄等條件，並且實行車輛報廢管理，保障乘客安全的內容。但另一方面，為保證市場的公平競爭，維護傳統出租車行業的利益，政府對網約車價格進行限制，這和司機的利益訴求產生衝突。
第三，網約車企業與網約車司機間存在矛盾。
表面上看，網約車企業與平台上的司機處於同一聯盟中，共同向政府表達利益訴求。但事實情況遠比簡單的聯盟複雜。出於全局性、整體性考慮，平台企業要追求更多的市場份額，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合法規範發展，因此願意選擇犧牲部分優勢換取合法地位，例如接受政府提出的限制要求、減少對司機的補貼公平參與競爭等。但是司機群體的希望是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更多收入。政府的限制要求以及企業減少補貼等舉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網約車企業與司機之間的矛盾衝突。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網約車平台企業對乘客吐槽的安全隱患會“視而不見”，而有的專車司機會鑽平台監管的漏洞。
第四，傳統出租車司機與網約車司機間存在矛盾。
這代表著交通出行方式上新舊業態間的矛盾衝突。雙方均以自身收入為最大利益，在網約車政策中的利益訴求具體表現為如何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的收入。而網約車政策作為利益分配政策，在約束的同時，意味著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而一旦網約車或出租車其中一方獲得政策的偏袒，可能導致更多的人群湧入受偏袒的一方，以期分享有限的資源和利益，帶來市場結構的巨變。另一方面，這一利益分配機制可能導致政策目標群體結構性分裂，使網約車司機與傳統出租車司機形成非合作博弈態勢。因此，需要政府在制定網約車管理政策時，權衡雙方利益，保證公平性。
另外，不同主體或政策網絡間的溝通不足。以中央政府為代表的政策共同體積極推進網約車新政的出台，實現市場調節目標。而以地方政府為代表的府際網絡在制定實施細則時，卻呈現出背離政策共同體政策意圖的結果。例如，各地明確要求網約車價格需高於或不低於出租車價格，網約車駕駛員必須為本市戶籍等，顯然是以行政手段大幅壓縮了以網約車公司及司機為代表的生產者網絡的市場競爭能力，引發了新的市場失衡狀態，背離了政策共同體逐步穩定市場秩序的治理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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