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5日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本文將圍繞鄉村振興重點討論三個問題：一是中央為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二是“三變”改革對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意義何在？三是振興鄉村產業如何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在這裡我談一些思考。
從土地承包到鄉村振興
讓我先從問題切入：幾十年前中央為何未提鄉村振興戰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我的看法是那時還不到振興鄉村的時機。眾所周知，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有8億人口在農村，農民人均耕地很少。在這種典型的二元經濟背景下，如果不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將部分農民轉移進城市，農民怎可能致富呢？
經濟發展有階段，當然就要尊重發展階段的規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當時英國農民、工人與船員收入後發現：論從業收入，從事農業不如從事工業，從事工業不如從事商業。上世紀40年代克拉克對配第這一發現作了驗證，並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後來劉易斯提出“城鄉二元經濟模型”也得出結論說：工業化初期農村勞動力將會流向城市。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經驗，完全印證了上面的推斷。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常住人口為5.6億。這是說，過去8億農村人口中，已有2億多轉移進了城市，而且這2億多人口都是青壯勞動力。想問讀者，當一個國家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的時候，你覺得有可能振興鄉村麼？
以前不提“鄉村振興”而現在可以提，原因是中國工業化已進入到中後期，農村勞動力流向已開始發生改變。2008年是個節點。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年有2000萬農民工下崗返鄉。而據有關調研報告稱，這2000萬人後來大多留在農村就業創業，並沒有再進城市。這預示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已經臨近“劉易斯拐點”。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城市化率超過50%，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就會轉向農業部門流動。我看到的資料，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出現了這種現象；上世紀70年代，歐洲工業化國家以及日本、俄羅斯等國也相繼出現這種趨勢。201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達57.4%，由此可見，現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適逢其時。
以上說的是戰略背景，下面再分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究竟有何深意。
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20字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配套舉措：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鄉村治理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舉措與之前文件提出的舉措雖相同，但含義卻不盡相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對農民講，是給農民吃定心丸；而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除了是對農民講，同時也是對城市的企業家講，目的是鼓勵企業家投資農業，大膽吸收農民承包地入股，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據此分析，我們便可從兩個角度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深意。從近期看，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所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需要振興鄉村。從長遠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利於引導、支持城市資本下鄉，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並通過振興現代農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後一點尤為重要，中國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如果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後果將不堪設想。
“三變”改革與振興鄉村產業
所謂“三變”改革，具體講是“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我曾赴“三變”改革發源地貴州六盤水做過調研，從鐘山到水城再到盤州，農民談起“三變”頭頭是道。人們擁護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給他們帶來實惠。但應該追問的是，“三變”改革為何能讓農民收入如此般增長？從學理層面看，“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我認為是增加農民的資產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這樣：古往今來，農民一直是低收入群體。農民收入低並非農民不勤勞，而是農民沒有資產。比如，舊中國的地主比農民富，絕不是地主比農民勤勞，而是他們擁有土地，可取得資產性收入。眾所周知，經濟學講分配，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參與分配的比例，則取決於不同要素的稀缺度。這是說，誰掌握的生產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問題就在這裡。土地與勞動力相比，由於土地供給不能增加，而人口卻不斷增長。比較而言，土地會顯得稀缺。這樣，地主的資產性(土地)收入當然會高於佃農的勞動收入。由此可以推出：一個人若擁有資產，不論資產是什麼，只要該資產的供應比勞動力稀缺，則資產性收入皆會高於勞動收入。
前面我說，“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是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而要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前提就得讓農民有資產。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難理解政府為何要推動“資源變資產”了。其用意很明顯，將資源變資產不僅可盤活農村的閑置資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將資產確權給農民，資產才能變股金，農民才能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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