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只是農民增收的前提。讓農民有資產，並不等於有資產性收入，有資產與有資產性收入是兩回事。舉個例子，你投資1000萬元辦廠，一年下來若利潤為零，那麼你的資產性收入就是零。同樣道理，即便農民有資產，但如果資產不增值，同樣也不會有資產性收入。所以我的第二個推論是：要讓農民有資產性收入，還得讓農民的資產增值。
資產增值通俗地講，就是讓資產漲價。資產怎樣才能漲價呢？經濟學說：資產價格是人們對該資產預期收入的貼現。用公式表示：資產價格=資產預期年收入/銀行年利率。由於利率相對穩定，資產價格實際決定於資產的預期收入。影響資產收入預期的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就兩個：一是資產的稀缺度；二是資產的當期利潤。物以稀為貴。供應稀缺的資產，收入預期當然看漲；而資產當期利潤，也會影響人們對未來收入的判斷。
貴州六盤水等地的經驗證明，政府以“平台公司”為支點，用PPP模式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可以提升農民資產的稀缺度；而推動規模經營，則可提高農民資產的當期收益。這一改革讓農村“沉睡”的資源活起來，激活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振興鄉村產業與富裕農民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曾預言農村發展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今天各地土地流轉風生水起，已印證鄧小平當年的洞見。問題是實行規模經營，土地應該向誰集中？中央講得很清楚，振興鄉村最終是要富裕農民。而要富裕農民，土地流轉就得以農民為主體。
然而據我觀察，時下耕地流轉大多是向龍頭公司(工商企業)集中。何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民手裡缺資金，而規模經營需有大量的資本投入。前不久在南方農村調研，我看到當地農戶以每畝300元至500元的價格將耕地經營權轉讓給了龍頭公司，曾問當地幹部,農民為何願意低價轉讓？當地幹部說：農民自己搞不了規模經營，若分散經營，每畝年收入差不多也是這個數。
驟然聽，農民照此價格轉讓土地經營權並未吃虧，可真實情況並不盡然。調研中一些地方基層幹部反映說，現在推動耕地流轉難度大，不少農戶不願轉讓耕地。為何會有農民不願轉讓土地經營權？我做入戶調查時農民說，現在企業支付的耕地流轉費每畝不足500元，而企業用流轉的土地搞規模經營，每畝收益在5000元以上，如果耕地由農民自己集中，再請農業技術專家當顧問，每畝年收益絕對不止500元。後來我在湖南吉首隘口村看到農民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每畝收益確實達到了7000元。
平心而論，地方政府的初衷是為了幫助農民增收，可農民並不這麼看。目前的困難在於，若以農民為主體實行規模經營，改造基礎設施投資和引進科技皆需要一定資金投入，農民自己沒有錢怎麼辦？而且在調研中我發現，但凡以農民為主體搞規模經營的地區，都是用土地經營權抵押從銀行取得貸款，可此做法目前只是在少數地區試點，面上並未推開。問題就在這裡，土地經營權若不允許抵押融資，農民搞規模經營的資金從何而來？
關於這一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有疑惑。有人解釋，不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是擔心農民一旦還不了貸款將會導致失地。我認為這種擔心純屬杞人憂天。事實上，正在推進的“三權分置”改革已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分置並行；所有權歸村集體，承包權和經營權歸農戶。要知道，農民抵押給銀行的只是經營權，即便日後還不了貸款，銀行處置的也只是經營權，農民並未喪失承包權。由此想深一層，農民若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工商企業，也同樣會失去經營權。不同的是，農民將耕地流轉給工商企業，是真正失去經營權；而抵押給銀行，只是有可能失去經營權。
土地經營權能否抵押融資，表面上看似乎關鍵在銀行，其實不然。當前銀行顧慮重重，一方面是現行政策規定銀行處置耕地經營權必須征得農民同意；另一方面是沒有全國性的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銀行難以通過各地區域性流轉平台及時轉讓耕地經營權。為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修訂相關政策法規，確立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合法性；二是建立全國性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三是由財政出資設立風險補償基金，為金融機構適度分擔或緩釋貸款風險。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王東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