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文學界對散文創作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一方面，散文創作落後於小說和詩歌，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需要新的開拓，尤其是要超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筆法；另一方面，散文裡充滿風花雪月和甜膩之風，散文的格局小、境界不高，比如一些庸俗的游記散文。《文化苦旅》在《收獲》上連載時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一組關於《文化苦旅》的筆談得到余秋雨的特別關注。1989年第2期的《鄂西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推出了“《文化苦旅》筆談”。在筆談的“編者按”裡，策劃者提到在1988年《收獲》上連載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引起本校中文系幾位老師的興趣，並指明“組織這次筆談的目的，是為了打破當前散文領域的沉悶局面，以引起創作及評論界的注意，推進散文的發展”。在筆談文章之前，是余秋雨應邀寫的《再談〈文化苦旅〉》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余秋雨說自己近年來學術上思考最多的是以中國文化史為背景的中國文化人格，一接觸山水，就把自己的感悟投射上去。他認為當代散文有兩重痼疾：一是過小，即沉陷於瑣碎的小格局；一是過大，即流之於空泛的、消弭個體的大觀念。散文的大氣必須以個體人格格局為支撐。同時，余秋雨認為《文化苦旅》每篇寫得匆忙，瑕疵甚多，希望看到更多展現不同生態和心態的散文。
這組筆談文章分別是熊家良的《對文化與人的理性思考》、曹毅的《漂泊者生命主題的尋求》、張應斌的《中國文人獨立人格的召喚》、毛宣國的《關於〈文化苦旅〉的文體特征》、毛正天的《一項新的藝術創造工程》，五位作者當時都是鄂西大學中文系的教師。這組文章從多個角度解讀《文化苦旅》，然而凸顯理性品格、濃厚的文化意識以及對古典散文章法氣勢的借鑒等成為五篇文章比較集中的看法。今天來看，五篇文章中的不少觀點仍然是經得起檢驗的。
筆者就這組筆談文章電話詢問了其中的兩位作者：現分別任教於嶺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中南大學文學院的熊家良教授、毛宣國教授。兩位教授對此事記憶猶新。熊家良回憶說，當時《鄂西大學學報》主編想把刊物辦出亮點，產生影響，就請中文系主任幫助策劃一下。於是，中文系幾位不同學科的老師聚在一起討論選題。熊家良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他認為《收獲》上連載的《文化苦旅》不錯，可以以此為主題組織筆談文章。毛宣國告訴筆者，確定主題後，幾位作者沒有在一起討論過，大家憑著各自的閱讀感受寫出文章，而自己對余秋雨散文中的理性品格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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