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內閣促成了日本安保法制轉軌，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強化美日同盟、多邊安全合作，為制衡中國作出了準備。的確面對中國的崛起，台、日有共同的安全顧慮。台灣扼住日本南疆，台海局勢攸關日本的周邊安全。然而，這不意味日本在對台政策上將改弦更張，揚棄“七二年體制”，超越美中關係框架，建構台、日間具主權意涵的關係。由於日、中、台三方的互動模式仍然被局限於“七二年體制”，因此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仍然左右著台日關係的發展。由台日關係此例可看出僅論權力分布結構的盲點，因為國家間關係時常依循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互動規則，未必會隨著新現實主義所認知的國家政策偏好而行動。
確實以權力分布結構來看，台灣作為實力較弱的行為者，很難維持主動性去主導對外關係，常常被美、日、中之間權力角力而左右。也更因為如此，台灣在外交決策之際，更應該慎審觀察各國權力分布、互動關係的細微變化，趨吉避凶，步步為營。
安倍首相定調《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完成防衛法制相關修法，“脫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擴大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安全角色，但日本在對台政策上仍無意解構“七二年體制”。囿於日、中、台三方互動模式的限制，日方在發展台日關係之際必觀望日中關係、兩岸關係的發展。當日、中關係處於低點、兩岸關係穩定的情況下，台日關係最可能有實質的進展。
此外，台灣亦應謹防美、日兩國打台灣牌，口惠而實不至。美、日可能藉由給予台灣一些象徵性的好處，但其意圖並非修改對台政策，而是施壓中國，使中國在其他議題上對美、日作出讓步。即台灣問題重回日中關係中的議題，甚至成為中國與美、日之間外交籌碼。因此如何在發展美日關係之際，與中國大陸維持穩定的關係，不使台灣成為美、日、中博弈中的棋子，為台日關係發展的重點。再者，台灣在尋求發展台日關係之際，仍然應該堅守台灣自身的利益，如Dreyer（2016，600－606）文章指出，台日之間仍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漁業問題、慰安婦問題、核災鄰近四縣食品進口問題、釣魚台問題。因此，在發展台日關係之際也有必要權衡得失。
郭至君：謝謝何老師對當前台日關係和中日關係的精準評價。接下來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陳多友教授就“日美新安保條約與後疫情背景下的中日交流”發表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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