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中日關係繼續受日美新安保條約挾持。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綜合實力的迅猛提升，讓西方國家日漸不安，這自然包括日美兩國。出於平衡中國的共同願望，日本勢必會順應美國的亞太戰略繼續往前走。質言之，政治和戰略上，日本對華競爭意識走強，制衡舉措更加花樣翻新，隨機性、靈活性舉動會不時發生。除“釣島問題”引發的東海明爭之外，兩國在“台海危機”、“南海問題”、“香港博弈”、“印度洋暗鬥”等方面，都是背向而行，信賴關係飄忽不定。據楊伯江分析，中日之間除了存在現實爭端，即“問題”本身之外，還有一些戰略性因素決定了“信任赤字”的消除無法一蹴而就。一是來自美國的影響，二是日本自身的考量。2010年起，中日GDP發生逆轉，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之間在國際市場爭奪方面的競爭愈演愈烈。為此，日本更加注重以綜合戰略運籌來應對我國加速崛起帶來的複合型壓力。同時，在中美全面對抗加劇的情境下，日本要在中美之間扮演關鍵變量的角色，這種戰略心態及需求今後會持續增加。在中美之間，日本要麼左右逢源，要麼進退失據。
儘管中日關係存在諸多難以預料的不確定因素，但是，穩定持續長達40餘年的經濟貿易與技術合作關係，已經緊緊地將二者聯結在一起。面對如此“質子經濟”的現實，出於兩國利益的整體考量，中日政府與民眾變得更加理性，務實外交與人文交流會成為兩國處理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摩擦或爭鬥的潤滑劑。可以預料，中日關係總體會向好行穩。2019年6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在大阪就“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達成共識。這裡的“新時代”是來自中國的聲音，意味著中國要強化主體意識，強化引領作用。同時，“新時代”中日關係有其時代特色、有新的目標取向，對其樣貌要做理性分析，並不是中日關係始終都是按著一種聲音平穩前行，不時會有雜音，有時甚至會出現波折，遇到難題。但是，有問題並不等於不發展、不合作。這非常考驗兩國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智慧。
中日兩國在大方向上存在不少交集，分享著共同利益，例如，我們都主張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主義，倡導自由貿易，推動區域合作。自不待言，兩國間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就日本國內政治走向看，“後安倍”時期，日本政治可能會出現反覆，其穩定性、政策連續性恐怕會打折扣。面對如此有可能出現的複雜局面，中國既要積極主動促進合作，也要沉穩應對挑戰。始終堅持理性、務實、科學、合理的態度，嚴肅認真地研判問題，及時地作出判斷，與日方一道管控風險、規避危機，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郭至君：感謝陳老師，接下來有請王鍵老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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