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近年來日本出於自身利益考量，採取了一系列迎合美國的制華行動，表明日本已然公開選邊站隊美國，至少在安全問題上如此。日本大力推動印太戰略，支持和追隨美國遏制中國。3月12日，拜登主持召開了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首次視頻峰會，會議的主要議題實際上就是制衡和圍堵中國。這次峰會標誌著四國安全合作的重大突破。四國機制成為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關鍵支柱，期望建立印太地區多國之間協調互動的框架。3月16日，日美外長和防長在東京舉行“2+2”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稱“中國的行為不符合現有的國際秩序，給聯盟和國際社會帶來了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挑戰”。該聲明還對台灣、涉港、涉疆等問題表示關切。美日狼狽為奸，互有需求。在2+2會談中，應日方要求，寫入了類似“對中國海警法感到憂慮”、“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等表述，而美方則要求日本同意寫入“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其中原因並不難理解：其一，日美同盟關係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也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石”。菅義偉終於如願以償，成為首位與美國總統拜登握手的外國首腦。2016年11月，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幾經努力，趕著第一個與特朗普會面，從而為特朗普上台後的美日蜜月關係創造了契機。菅義偉無疑也想繼續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加快日本實現“正常國家”的步伐。
其二，美日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盤算，美日各取所需。在雙方互惠性同意下，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成為日本堅定的後盾，日本則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最前沿。從日本對華戰略而言，出於對釣魚島、台海和南海地區等安全利益的考量，乃至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渴望，日本更多從負面角度看待中國的崛起，更傾向於依託美國來遏制中國的崛起。這從近些年日本政要的言行可以明確看出來。在科技合作領域，美日的利益考量也有微妙的差異。拜登政府要強化對華“科技戰”，保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而日本則能夠有效協助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制衡中國的“數字絲路”建設，是實現對中國技術遏制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對於日本來說，加入此前由美國提出並主導的半導體供應鏈重建計劃，有助於其在未來獲得半導體規則方面的制定權及主導權，是強化自身在數字領域競爭力的“重中之重”。
其三，從國內政治角度而言，菅義偉支持率低迷，面臨很大壓力。抗疫不力，內閣醜聞不斷，個人形象備受打擊。如果拿不出政績，那麼就難以在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連任。面臨疫情、經濟、奧運會等國內難題，因此菅義偉就更加看重美日同盟，希望通過加強美日同盟，來改善自己在國內低迷的支持度。
當然，日本也試圖在中美間尋求一定的平衡。面對中國的堅決反對，菅義偉政府也試圖緩和氛圍，在諸如台海問題上進行一定的澄清。4月28日，日本國會參議院批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對日本來說，中國和韓國分別是第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儘快批准實施RCEP，將中日韓三國納入同一自貿框架，對推動日本出口、拉升日本經濟復甦有現實意義。即便如此，日本越來越鮮明的立場和在諸多問題上的言行，表明日本在中美戰略博弈中已經選擇站在了美國一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