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下來,他帶領學生先後觀看了各文工團和抗敵劇社演出的《母親》《雷雨》《日出》《複活》《俄羅斯人》等中外名劇以及《溪澗與洪流》《放下你的鞭子》《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白毛女》等反映抗戰的新劇,從中真切感受到戲劇陶冶性靈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觀看了由晉劇移植的秦腔現代戲《血淚仇》後,他感動得熱淚盈眶,仿佛又回到兒時翹首企盼家鄉戲時的情景。
1952年,文化部在北京舉辦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那次大會上,時任察哈爾省教育廳文化處處長的郭漢城集中觀摩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種聲腔劇種,頓時被眼前生旦淨末醜行當俱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集於一身的戲曲魅力所折服。1954年,面臨工作調動,郭漢城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回原省做文化行政工作;另一個是調往中國戲曲研究院專門從事戲曲研究工作。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回首對戲曲態度轉變的過程,郭老感慨地說:“在我心中,中國戲曲有這樣一種魔力:當你還不認識它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很粗俗;當你接觸它、熟悉它的時候,你會喜歡它、迷戀它,一萬頭牛也拉不回來了。”
戲改
新中國成立後,戲曲工作面臨一個嶄新的形勢。在一系列方針政策指引下,全國戲曲界大張旗鼓地掀起了戲曲改良運動。
當時,有人對“戲改”持悲觀論調,認為戲曲從內容到形式都已陳舊和僵化,無法對其進行推陳出新,乾脆選些個“良種”保護起來,不使其滅絕就算了。
在郭漢城看來,這是“戲曲落後論”的翻版,把一種藝術送進博物館陳列起來,就等於隔斷了它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我們在看到戲曲遺產歷史局限性的同時,也應看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如果對其採取輕慢、粗暴的態度,勢必將導致其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