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尹錫悅決策偏好塑造新“朝—韓—美”內三角結構
韓國受左右政治譜系影響而改變對朝身份認知，進而影響到朝韓關係和韓美同盟，並間接作用於朝美無核化談判，從而形成了“韓—朝—美”小三邊互動。其演化方式如下：
首先，尹錫悅對朝保守決策加劇半島形勢緊張。具體表現為：第一，韓國對朝身份認同“異化”。2022年韓國國防白皮書將“朝鮮政權及軍隊”明確定義為“敵人”，視其為“緊迫且重大威脅”。在2023年9月26日的韓國閱兵式上，尹錫悅宣稱，“韓美同盟已發展成以核力量為基礎的關係，美方戰略武器可隨時出動至朝鮮半島”，並警告“若朝鮮使用核武，則韓美聯盟將進行壓倒性反擊，必導致朝鮮政權終結”，與此同時，作為朝鮮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古巴在2024年2月14日與韓國正式交換外交公函，確立了雙方外交關係。這次韓古建交進一步加深了朝鮮在國際上的孤立，其立足之地越來越小。⑥。第二，朝鮮反擊力度再強化。面對韓美同盟威脅和戰略壓縮，金正恩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會上，宣布了2023年核力量及國防發展改革戰略，核心目標為“大規模生產戰術核武器”及“指數級擴大核彈頭儲備”。與此金正恩在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閉幕會上，發表報告稱“美國及其追隨勢力的反朝活動已達到‘史無前例’，正使半島局勢瀕臨更難以預測的危險狀態”，並強調“需重新確定對北南關係及統一政策立場”。金正恩表示，朝韓關係“已不再是‘同族關係’，而是完全之‘敵對關係’”，未來將加快打造壓倒性戰爭應對能力，以做好萬全軍事準備。⑦朝鮮半島重新倒回2017年的“火與怒”。
其次，朝韓對立聚攏韓美軍事同盟合作。在韓美對朝“共敵效應”催化下，韓美粘合程度不斷增加，這體現在兩大層次：一是“振興”與美國雙邊關係。尹錫悅通過恢復韓美同盟正常化合作，擴展其國際作用，增強韓美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經濟和技術聯盟。2022年5月21日，尹錫悅與拜登在首爾會晤時，重申了韓美聯盟向全球全面戰略聯盟轉變。2023年4月26日，韓美發表《華盛頓宣言》，就成立韓美核磋商小組（NCG）、韓美日三邊演習正規化、戰略核潛艇、戰略轟炸機重返半島和升級對韓“延伸威懾”進行磋商。同年8月，美日韓三方首腦在戴維營首次召開會議，共同發表三份“成果文件”，並覆蓋了在軍事、經貿、技術供應鏈和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國在國際上的“多方借力”。尹錫悅把韓國外交擴展到朝鮮半島地區以外，通過與其他民主國家縱深合作，將其塑造成一個“全球關鍵國家”。為此並考慮分階段加入印太經濟框架（IPEF）、芯片四方聯盟（Chip 4）、五眼情報聯盟（FVEY）、北約合作網絡防禦中心（CCDCOE）、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跨太平洋安全合作夥伴協議（CPTTP）等多邊框架。
最後，韓朝惡性循環促使朝美敵對僵化。尹錫悅不復扮演朝美之間對話橋梁，反向借力加大遏制朝鮮步伐。表現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