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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跌宕起伏階段台灣文化變革情況］ |
（三）跌宕起伏的交往反交往階段 （1987年11月—至今）
1987年11月，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並持續至今。在近四十年的兩岸關係上經歷了從歡喜重逢的熱情擁抱，到急劇降溫的緊急刹車，到再啟交流的熱烈往來，到再度冷卻的爭執對立的曲折變化。
1.歡喜重逢的熱情擁抱（1987年11月—1994年4月）
台灣七八十年代經濟革新的成功，極大推動了台灣經濟社會發展，提升了面對中國大陸的信心和底氣，1987年11月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8年大陸發佈了《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開啟了兩岸再度交往、台商西進大陸投資的序幕。1992年海協會、海基會（下文簡稱為“兩會”）就兩岸掛號信寄收和證件文書核驗等問題進行會商時，共同確認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為國內關係，史稱“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這一時期兩岸雙方對彼此關係的看法，擱置“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爭執。可見，“歡喜重逢”這一時期，台灣與大陸的爭論與前兩個階段相同，仍然是一個國家內中國代表權的爭鬥問題。
2.急劇降溫的緊急刹車（1994年 4月—2008年5月）
面對兩岸春暖花開、欣欣向榮的交往局面，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的主張，壓制兩岸關係發展勢頭，並處心積慮地掌握時間節點，發表激怒大陸的言論，蓄意阻止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態勢，破壞兩岸同胞的情誼。第一次汪辜會談後他提出了台灣要重返聯合國。1994年3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了重大的衝擊，4月台灣方面宣佈暫停兩岸文教交流活動。1995年李登輝赴美訪問發表了大量“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論。1999年其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提出兩岸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定位。大陸在面對挑釁時，採用了發射導彈、實施軍演、限制台灣國際空間等方式予以回應。2000年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上台後廢止了《國家統一綱領》，宣佈台灣放棄代表“中國”，提出“一邊一國論”，發起“入聯公投”“修憲公投”“正名運動”等激進“台獨”活動。大陸方面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予以反制，兩岸政治關係陷入對立之中。
與此同時，大陸方面堅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推動兩岸經貿往來。
美國方面，在克林頓和小布什執政初期都執行強硬打壓的對華政策，支持李登輝訪美，縱容陳水扁激進“台獨”；執政中後期，調整回既打壓又合作的路線，維持對台-對華的戰略平衡。陳水扁執政期間激進“台獨”的政策引發了兩岸政治局勢的持續緊張，滋長了島內的不安情緒，尋求“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路線得到更多島內民眾的接受。
3.再啟交流的熱情往來（2008年5月—2016年5月）
2001年底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發展獲得更好外部條件，同世界各國在各領域交流合作的廣度深度不斷拓展，並於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整體實力遠遠超過台灣。面對2008年主張改善兩岸關係、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當局，大陸方面釋出極大善意，希望通過官方交往，深化兩岸關係，增進同胞情誼。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同志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積極回應了台灣方面拓展對外經貿範圍、拓寬國際空間、關注兩岸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主張通過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平協議等方式加以落實。馬英九執政的八年內，兩岸實現“兩會”、國台辦和陸委會的制度化協商、兩岸政黨首腦會面、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等歷史性突破，簽訂了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為代表的23項經濟文化交流的雙邊協議，各項協議對台灣方面具有傾斜性照顧，體現了大陸極大的善意。然而民進黨方面卻顛倒黑白地詆毀、抹黑，稱國民黨簽訂兩岸經濟合作協議是“委曲求全、自我矮化”、有辱“國格”，在民進黨輿論操弄的影響下，熱絡的兩岸交流並沒有得到台灣民眾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認同的發展，2013年以後，馬英九民意支持率持續走低，2014年爆發了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太陽花學運”，這種矛盾的現象，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經濟上的片面讓利並不能直接帶來“一國認同”的提升。
4.再度冷卻的爭執對立（2016年5月—至今）
2016年民進黨人蔡英文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方面暫停了“兩會”及國台辦與陸委會之間的溝通管道，強調兩岸應不預設前提地展開協商，否定以“九二共識”為前提的兩岸路線，民進黨當局迴避、否認、切割兩岸歷史聯繫的“去中國化”政策，把兩岸視為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而非同屬一個國家的國內關係的主張，完全突破了大陸可容忍的底線。大陸方面被迫針對民進黨當局採取限制其國際空間、實施軍事威懾等措施，台灣民眾對於大陸針對民進黨當局的反制措施存在曲解，加之民進黨當局全面掌握媒體不斷進行歪曲宣傳，並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致使本是“一家親”的兩岸同胞在文化上的對立和爭執發展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2024年1月自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民進黨人賴清德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兩岸關係陷入持續緊張之中。
這一階段，面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崛起，美國啟動了全方位的打壓政策，中美關係陷入1979年建交以來的谷底。
四、問題和啟示
1949年兩岸分隔以來，台灣文化在大陸文化和美國文化兩大力量作用下，其文化體內部已發生重大變化，發生了從與中國大陸“同根同質”的文化，向“同根異質”的文化轉向⑥。大陸出於中華民族發展大局的立場對台灣提出祖國統一的主張，與美國出於全球霸權利益對台灣提供的政治經濟庇護，分別對“台獨”需求形成負向共同因素和正向共同因素的根本性對立，因此從短時段而言必然形成推動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疏離，從根本上影響“一個國家”文化認同的實現。因此探索構建“兩制”台灣方案是十分必要的，而“台灣方案”首先需要解決的便是台灣在“一國認同”的缺失問題。
［表五：跌宕起伏階段台灣文化變革情況］
（一）“一個國家”認同在“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定上具有基礎性意義
推動“一國兩制”在台灣落地的最大阻力在於“一個國家”的認同問題，該問題具有前提性的戰略地位，複雜程度和問題難度超過港澳實踐，如何創造條件增進“一個國家”的認同是擬定“兩制”台灣方案的重點所在。
“香港問題為什麼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我們是講信用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⑦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對我們今天解決台灣“一個中國”認同問題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文化變革動力理論認為，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人們衹願意從更差的狀態過渡到更好的狀態。衹有這樣的變革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太多摩擦，並相對迅速地實現。先進文化之所以具有摧毀落後文化銅牆鐵壁的強大力量，就在於先進文化提供了更強大的生產力，更具有生機活力的符號體系，更有效率地滿足了人類需求，成功取代了舊文化的機構，實現了文化變遷。因此大陸方面衹有進一步增強綜合國力，擴大兩岸之間的力量對比，以偉大復興的中國的“強自豪”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小確幸”的引力效應，推動台灣民眾發生務實性轉變，為實現國家認同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二）從歷史與現實的維度做好“一個中國”的闡釋工作
《開羅宣言》、聯合國2758號決議是國際社會對台灣問題做出的明確安排，奠定了台灣屬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國際共識基礎。中華民族的大一統無論從民族大義還是從國際道義的角度來看，都是唯一的必然的選擇。然而美國故意操弄、模糊“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識亦處於發展演變之中，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兩蔣時期、李登輝執政前期中期、馬英九執政時期就認為兩岸同屬於“中華民國”。第二種，“一個中國”是包含了大陸和台灣的整體，但反對任何一方代表中國。1997年8月台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孔廉表示，如大陸方面考慮以“台灣加上大陸等於中國”的文字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台方願意接受。第三種，“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水扁執政時期，提出“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不會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代表“中國”的權利，並順勢取消了“國家統一綱領”和“國家統一委員會”，否定了台灣與大陸統一的問題。
可以說第一種的“一個中國”，承認兩岸關係為國內關係，矛盾的焦點在於“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第二種的“一個中國”，承認兩岸是國內關係，但呈現了兩岸分庭抗禮、互不隸屬的鬥爭狀況；而第三種“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法，有意將“中國”一詞狹義化，斬斷了1949年以前台灣這個小島屬於中國這個國家之歷史事實，製造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形成了台灣民眾對“中國”概念的刻板印象，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認同造成了極大的損傷，充滿了“去中國化”的政治權謀。因此，我們認為在現階段，在關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中國”的表述和宣傳上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使用“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一集合了地域、文化、民族涵義的“中國”的概念，增加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減少不必要的矛盾。
（三）堅持“文化自覺”，發揮閩南文化“和合”兩岸的文化功能
費孝通先生晚年撰寫了《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後》等文章，在學術對話和反復思考中，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命題。費孝通認為人們應當增強對自身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所處的傳統文化“從哪里來”，並根據對新環境的適應力決定取捨，選擇“要到哪里去”；其次要理解所接觸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增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他對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⑧。費孝通認為一個充分體現中華文化包容性特點、富有時代色彩而又影響廣泛的史實，就是“一國兩制”，“我認為，‘一國兩制’的順利實現不光具有政治意義，由於它本身是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能不能相容相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上的意義。這是和‘冷戰意識’相對照的歷史性創新。”⑨“‘多元互補’是中華文化融合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文化得以連綿延續不斷發展的原因之一。”⑩這對今天我們處理好兩岸關係，增進兩岸一國認同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首先，充分運用閩南文化作為兩岸共有傳統文化在族群認同上的原生性作用，發揮“語同音，歌同調，俗同風，食同好，文同緣，神同源，祖同宗”的“和合”功能，增強兩岸文化認同。閩南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創新者、傳播者，具有一體化、多文化、多宗教、多神、多劇種、多方言、多民族、多建築共存共生的特性，蘊含“和合思想”，具備文化融合和心靈契合功能⑪。經過千百年發展，形成了輻射台灣和東南亞的閩南文化圈，作為兩岸淵源最為密切的文化，最能引起兩岸青年對於文化上的認同⑫。中原人士遷徙至閩南，閩南人移民至台灣，強烈的敬祖認宗的意識，濃厚的血緣、祖籍地認同成為了閩南文化最顯著的標誌。因此更加充分地利用兩岸之間的血緣關係、祖籍地關係這個最原始的紐帶，通過祭祖認宗和修譜續世等各種宗族活動，喚醒台灣民眾對共同血緣、共同歷史文化的反思，可增進兩岸同胞對原生文化的感知和認同。
第二，正視台灣在兩岸分隔後產生的文化變異，實踐“美人之美”，是大陸文化作用於台灣文化必須認真考慮的因素。文化變遷的動力理論強調每種文化在其歷史過程中都發展了自己的知識、價值、經濟、社會和審美，忽視對方文化機制的文化交流會造成衝突混亂。因此在充分發揮兩岸共有傳統文化的良好基礎上，容忍、欣賞兩岸之間文化差異，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為原則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作出制度安排和結構設計，讓台灣同胞對大陸的目標有充分的理解，消除台灣方面認為該方案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差異的誤解，努力尋找兩岸的“美美與共”、“同宗同國”的共同要素，推動大陸的意圖和台灣的現實結合起來，實現兩岸大同。
註釋：
①李順興，“兩制”台灣方案視域下兩岸教師教育探索[J]，中國評論，2024,3:48。
②Malinowski B.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42.
③Malinowski B.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54.
④Malinowski B.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104.
⑤Malinowski B.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66.
⑥陳孔立，兩岸文化的本質差異[J]，台灣研究集刊，2013,04:1-7.
⑦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5.
⑧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自覺與學科建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75.
⑨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自覺與學科建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77.
⑩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自覺與學科建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78.
⑪李順興，黃麗熒，吳泓潤，東盟國際中文教育中閩南文化特色人才培養體系探索[J]，中國大學教學，2021(11):70-74.
⑫李順興，以閩南文化為紐帶服務兩岸融合發展[J]，中國高等教育，2021(20):48-49.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25-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