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討論構建超主權信用貨幣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追溯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提出的與幾十種商品和黃金掛鈎的Bancor方案。然而由凱恩斯主持設計、代表英國政府提出的這個具有世界貨幣特徵的方案未被採用，而是在美國主導下創建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上世紀60年代末IMF創設特殊提款權（SDR），第一次在國際組織超主權信用基礎上形成新的儲備資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提出不同方案，探討擴大SDR發行規模並拓展其利用範圍，使其逐步發展為全球性超主權貨幣。為應對新冠疫情時期一些國家外部收支困難和主權債務風險， 2021年IMF批准分配了6500億美元SDR，使其作為補充儲備資產功能進一步增加。
世界貨幣研究設計具有重要意義，SDR創建和使用代表了這方面的積極嘗試探索。然而要想通過世界元來實質性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目前前景仍晦暗不清。如SDR目前總額9430億美元，仍不到近年全球外匯儲備近12萬億美元的十二分之一。更為關鍵的是，SDR不具有通常市場交易場合的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功能，因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讓SDR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流砥柱更是可望難及。考慮各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制度條件差異，與經濟學的最優貨幣區條件相距甚遠；再看目前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關係緊張，逆全球化因素增長，多邊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矛盾趨於複雜，要在普遍共識基礎上形成有能力發行和管理世界元的全球中央銀行，難度或許不小於實現人類大規模外星移民構想。
當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解決多邊經濟金融治理領域現實問題的務實努力，與實現世界單一貨幣遙遠理想不無交集。例如IMF作為最重要的多邊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機構，對任何一種創建未來世界元的設計方案都會發揮顯著作用，因而根據現實形勢需要逐步擴充IMF資源規模，創新和改進IMF運行方式，特別是重視發揮新興經濟體的建設性作用，對實現世界貨幣遠景理想也有積極意義。擴大SDR規模和提升其功能，也是構思未來全球非主權貨幣的可能路徑之一。2009年時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有關文章曾指出，國幣貨幣體系改革需“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循序漸進，尋求共贏”②。時至今日，這個原則仍值得遵循。
另一種非主權貨幣改革方案，則設想由一組地緣相近的國家，在滿足必要經濟和政治條件基礎上創建區域貨幣，並由此撬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歐洲戰後推進經濟政治一體化並成功創建歐元，做出富有成效的探索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驗。不過由於多重原因歐元看來也未能實質性改變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積弊。
鑒於戰後東亞經濟發展釋放巨大活力並伴隨全球影響力持續上升，上世紀末東亞金融危機期間就有域內國家提出創設東亞區域貨幣即亞元的方案，此後通過創設亞元滿足區域發展需求並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相關領域學術和政策討論的經常涉及話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