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大半個世紀東亞經濟追趕伴隨區域經濟整合度提升，然而早期較長時間東亞經濟一體化主要由市場自發力量推動，缺少歐洲經濟一體化伴隨的區域內制度性合作，形成所謂“區域化而沒有區域主義”的特點。這一局面在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發生重要轉變，此後東亞區域主義潮流湧動並趨於加強。域內國家創建了10+3常態化對話機制，形成多個雙邊自貿區，在此基礎上以域內國家為主達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在金融貨幣合作方面建立了區域內國家之間的清邁貨幣協議，後來發展為清邁貨幣協議多邊化機制，並建立“東亞（10+3）宏觀經濟辦公室（AMRO）”，動態監測成員國宏觀經濟並推進政策協調。
不過由於多方面結構性困難，東亞貨幣合作推進明顯不如預期。與戰後歐洲一體化層層遞進不斷深入比較，東亞區域一體化推進節奏明顯較為緩慢。目前區域內宏觀經濟一體化程度，與上世紀末歐盟籌備創建歐元時期比較仍有顯著差距。制約東亞制度性合作更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區域內國家的政治關係特點和歷史遺留問題。如中日兩個大國互信不足，朝鮮半島內部局勢持續緊張，一些域內鄰國之間領土爭端有待解決等等。另外在大國競爭與全球性地緣政治關係趨於複雜的環境下，某些域內國家與美西方的盟國關係，也給區域內深化制度性合作投下陰影。東亞區域合作具有巨大潛力，然而其發展過程很可能是漫長曲折的。
最後，做大做強人民幣是中國的占優策略。超主權貨幣理論優點與現實局限的反差，提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主權貨幣的演化競爭，大概率仍是影響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演變趨勢的關鍵因素。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國際貨幣多元化，並逐步改進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限和弊端，可能是一條比較現實的演化之路。過去十幾年這個演變過程已經全方位展開並且取得初步成效，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百年未有之變局中最為深刻的構成部分。
人民幣國際化的複雜歷史進程，可簡單歸結為人民幣由早先僅僅在國內使用的貨幣身份，逐步轉化為國際範圍廣泛自由使用的貨幣。為此要滿足兩方面條件：一方面要滿足國內制度和政策許可意義上的國際自由使用條件。為此就要逐步減少和最終放開對本幣國際自由使用的體制政策人為限制，涉及匯率市場化、經常與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市場化與金融准入放開等廣泛的經濟和金融改革開放內容。
另一方面，要滿足本幣在國際交易場合實際上廣泛自由使用的條件，這不僅取決於本幣發行國意願，而且要被國外交易主體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自願接受和利用，這方面條件滿足程度可利用一組該貨幣在國際交易不同場合實際使用相對規模指標來觀察。條件2以條件1作為前提，達到條件2除貨幣發行國需具備足夠的經濟體量、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外，還與該國的全球治理參與度、國際被接受程度與美譽度有關。
因而，人民幣實現雙重意義上國際自由使用的過程，是中國經濟逐步成長為發達經濟體的進程，也是中國謀求實現現代化的進程。由於長期發展與現代化目標，與人民幣國際化所需國內外條件具有高度耦合性，因而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國際治理改革，不僅是比較務實有效的選擇，也是中國的占優策略選擇。它要求中國在經濟持續追趕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提升國際影響力並逐步積纍管理主要國際貨幣所需特殊能力，同時也要針對國內經濟運行出現的階段性失衡進行動態調整以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