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民族認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並且能在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⑬；在認同的反復進行中，認同者能夠感受到心理的滿足與行為的互惠。鄧小平曾言：“台灣同大陸統一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感情問題。”在兩岸關係中面對積極與消極的民族認同，就應當充分發揮民族認同的積極性使台灣同胞自發地、主動地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等充滿感情，從而激發其兩岸融合認同。
3. 制度認同
制度是行為的規範或準則，制度認同是公民在價值上對於制度體系的承認與肯定，並自願遵守與維護，內在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價值的肯定，二是將肯定轉化為行動的趨勢與取向。⑭公民認同、權力強制和意識控制等因素會影響人們對於制度的認同，⑮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力強制和意識控制已不能夠完全奏效，衹有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制度，才能夠得到具有理性辨識能力民眾的自覺遵循與認同。
目前兩岸尚未完全統一，而在民進黨“去中國化”政策影響下，重構台灣的“集體記憶”，導致台灣同胞中尤其青年一代對制度認同問題呈現出令人擔憂的“認同混亂”現狀，且無法在短時間內立刻改變。通過加強兩岸之間的往來與融合發展，建立滿足台灣同胞切實需求的利益調節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⑯，循序漸進地重新構建起台灣同胞的制度認同，培養台灣同胞對兩岸融合發展的制度認同感，有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三）提升台灣民眾兩岸融合認同中的挑戰
1. 文化認同的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1895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發展成其殖民地，為切斷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繫實行一系列“隔絕同化”政策。在日本殖民者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統治之下，幾十年間台灣民眾被迫接受皇民文化，導致“日本情結”的形成與膨脹、台日之間互動加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台灣同胞的大陸情結、祖國情結，並直接影響台灣同胞的文化認同感、兩岸認同感。
在此背景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發展起來，經過反西方化、反國民黨化，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已經逐漸出現了“反中國化”。民進黨上台後，為了倡導台灣文化主體性，主張台灣文化屬於海洋文化的性質，由漢文化、原住民文化和西班牙、荷蘭、日本、美國的文化所組成，與中國文化的大陸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還鼓吹台灣命運共同體、提倡台語運動。這一系列文化主張中的“去中國化”本質上存在著一種政治動向，企圖“尋求具有健康內涵的現代國民意識”“建立一新的現代化國家”，即“文化台獨”。尤其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篡改歷史教科書：通過將中國史大幅精簡併入東亞史中、將“我國”“本國”改成“中國”、弱化殖民統治等肆意抹殺、違逆歷史的行為改變台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記憶，強化其台灣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