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港澳歷史地位、定位的視角：港澳回歸期是中英中葡談判的結果，是黨與政府積極外交的成果
港澳順利回歸，是祖國強盛的結果，當然鄧小平同志提出點主權不可談判的立場，決定了港澳回歸的大政方針，一國兩制、過渡期都是重大戰略安排，也是外交努力的結果。對於被兩個殖民帝國強占、掠奪了150年以上的兩個城市，祖國的強大、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及外交努力，每一項不可可缺，綜合因素促成了港澳問題的歷史性解決。一是解決港澳不是殖民地問題，但葡國與英國對澳門、香港以侵占、掠奪方式對這兩個地區進行了殖民統治，這是對港澳問題的定性。中國政府自1997年與1999年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所以有“回歸”這一詞，而不是“殖民地解放或獨立”這樣的名詞。二是決定回歸的時間，香港為1997年7月1日，澳門為1999年12月20日。三是回歸時間問題。鄧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對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主權不容談判，本世紀末中國將收回港澳。
至於外交談判聯合聲明文本，對澳門來說，前面有香港的經驗，加上葡萄牙政府與英國政府在處理中葡關係及對收回澳門態度有一些區別，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相對平穩，沒有出現香港早期的移民恐慌潮。
1987年的《中葡聯合聲明》除了正文外，還有兩個附件，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二是關於過渡期的安排（包括設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關於中葡土地小組。澳門回歸過渡期自1988年1月15日開始（中葡聯合聲明換文）。
三、澳門過渡期中央政府著手處理的幾件事
1、制著手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北大等憲法專家成為澳門基本法籌備委員會的成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在前，澳門基本法起草在後，香港基本法給澳門許多借鑒，但兩部基本法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在起草過程中，對於“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應該有哪些內容，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指什麼，當時澳門社會討論非常深入。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都預想到了，即中央在港澳得有效、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明確了基本法制定公布後，一些原則需要細化、落地，如香港基本法23條實施細則問題。澳門很順利地推進了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相信有關國家安全的內容，以後在台灣問題解決方案中一定會有更周全的安排，且必須事先解決，尤其是有關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不應、不能交給特區政府來具體立法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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