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美軍就開始了構建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嘗試，經過若干次的改革，但始終無法發揮效能，這致使美軍在一系列的戰爭和軍事行動中受挫。越南戰爭中，美空、海軍因難以實施聯合作戰，受到了廣泛的批評；1980年伊朗營救人質行動慘遭失敗，更是將美軍推向了風口浪尖；1983年，美軍入侵格林納達，原本是一次聯合作戰行動，但由於各軍種在聯合執行任務的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最後不得不在格林納達島中部畫出一條分界線，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各負責一半。在行動中，各軍種因相互缺乏配合，造成了100餘人的傷亡。
一連串的失敗教訓引發美軍高層的深刻反思，他們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指揮體制的不完善。他們認為：“體制的問題，只有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徹底解決。”鑒於此，美國於1986年10月頒布了《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改組法》，從制度上對美軍的指揮體制進行規範。這一法案也因此被認為是“二戰以來美國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國防立法”，成為美軍由單一軍種作戰走向聯合作戰的“分水嶺”。
按照該項法案的要求，美軍首先從國家領導體制入手，理順了軍隊“養兵”和“用兵”之間的關係，建立了軍政、軍令兩種相對分立的指揮系統，形成了由總統和國防部長到各軍種部→各戰區軍種司令部→建制部隊的行政管理和後勤保障鏈路，以及總統和國防部長通過參聯會→戰區聯合司令部或職能司令部→作戰部隊的作戰指揮鏈路。
在局部戰爭中，總統和國防部長首先通過參聯會將命令下達給聯合作戰司令部，聯合作戰司令部根據任務提出兵力需求，再由參聯會指示各軍種部確定哪些部隊參戰，部隊到達作戰地域後，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將對所轄各軍種部隊和其他配屬及支援力量進行聯合編組，並實施統一的指揮。
在美軍的這一指揮體制中，部隊平時的管理和戰時的指揮分屬不同的職能機構。為確保聯合作戰指揮的高效性，解決政令分離後部隊作戰執行力的問題，美軍還配套建立了嚴格的運行保障機制，規定陸、海、空各軍種部只能負責本軍種部隊的建設問題，無權指揮部隊作戰，聯合作戰的指揮由戰區聯合司令部專職實施。此外，美軍還規定部隊到達戰區後，要高度服從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指揮。戰後，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要向參聯會遞交各參戰部隊詳細的行動報告，對部隊的作戰情況、指揮官的指揮能力進行客觀地評價，並據此作為軍官提升任免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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