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不了中國共產黨，就無法理解“一國兩制”
中評社：近來，關於恢復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公開活動的議題引起了一些公開討論。您對此怎麼看？您認為應該如何讓香港，尤其是香港年輕人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
田飛龍：這個問題是今年浮現出的獨特問題。就像2019年修例風波使得國家安全問題浮出水面、中央必須進行解決一樣，建黨百年的紀念活動也自然而然會在“一國兩制”領域引起重大回響。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之間是何關係，圍繞這一問題，香港特區政府還組織了一個非常高級別的論壇，主動探討這一問題。與會者認識到，必須要從國家法權結構的角度正確理解與定位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是外在於“一國兩制”的，而是內在於“一國兩制”中，從形式上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之“一國”的一部分，是國家的領導性力量。在憲法序言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憲法總則第一條的國體規定中，黨的領導是非常清晰的規範性存在。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一國兩制”。
英國人當初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一國兩制”也深表驚訝，他們沒想到還有如此寬宏大量的治權回歸方案，這個方案也給英國人留足了空間和面子。英國人或許只看到了“一國兩制”的利益，而沒有看到在中國共產黨心中“一國兩制”是一個走向世界的星辰大海的事業。共產黨人是將“一國兩制”看作是和平統一、推動國家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長期戰略來追求的。中國共產黨可謂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實踐者和維護者。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政治力量最理解與熱愛“一國兩制”，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從本源、初心以及共同增進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一國兩制”的。因此，要加強香港社會尤其是青少年對中國共產黨的周全認識與認同。
在香港的大學及中小學相應課程中，黨史應該有一席之地。理解不了中國共產黨，就無法理解“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也就理解不了“一國兩制”的使命與意義何在。此外，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具體存在方式可能與國家權力的存在方式有別，中國共產黨在香港並不主要以一種直接的治理性權威的方式出現。黨的領導在香港社會中可能要繼續作為一種間接性的存在，發揮高屋建瓴的作用，在憲法中作為政治領導的角色，對香港進行保護與愛護。但這種間接性的存在並非是容忍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任意扭曲和謾罵，而是更加權威和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中評社：“一國兩制”現已進入50年不變的中期階段，您如何看待這一時期香港出現的一系列重要變化與轉折？反思和總結香港過去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為未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帶來哪些重要啟示？“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還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強和完善？
田飛龍：很多人至今還不理解什麼叫“一國兩制”的中期時刻，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好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一國”到底想要什麼。一些香港人認為“中共之所以實行‘一國兩制’就是出於經濟利益考慮”，這其實是英國人給香港一些人灌輸的錯誤概念，不完全錯，但太俗，太低。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觀是將經濟、政治、文化統籌起來的一種方針政策，香港對於國家經濟現代化的促進，一定是同整體人民的幸福生活、民族復興、中國的全球治理理想是緊密相關的。因此，“一國兩制”不限於經濟利益，其轉型必然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戰略與體制的轉變。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後，“一國兩制”必然要走上融入發展與全球化再出發的新階段。而香港也必然在這樣的新階段中展示出其獨特優勢。
“一國兩制”中期時刻必然會到來，且不僅僅是時間上自然推移的概念，其本質則與新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所以，必須引入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關鍵概念以及相應的方法論，才能更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中期時刻。在這個中期時刻到來之後，就會要求：其一，香港的國家安全要提高到相當高的制度水平。原因在於，香港的角色地位以及抗風險能力要求同以前不一樣了。由於國家採取的是更加進取性的發展戰略與全球戰略，勢必會與西方有更加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因此，香港國家安全的制度化水平必須提高。
其二，香港特區政府要向賢能愛國者、堅定愛國者組成的有為政府轉型。他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堅定地同國家共進退，而且要有能力回應國家戰略與體制的新要求，並能夠痛下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平息民眾的怨氣與憤怒。
其三，香港青年的教育需要重視，在未來全球化的情境下，香港青年要更好理解和擁抱國家，才能夠把握住時代命運，否則他們會越來越邊緣化，成為“毀掉的一代”。
這些都要求國家主動進行制度建設，也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做相應配合與跟進，雙方相向而行，“一國兩制”才能夠完成良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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