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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講書活動現場(中評社 徐夢溪攝) |
針對香港建制派未來的發展,田飛龍表示,建制派的選舉負擔不再突出,工作重心面臨轉移,就是從既往的立場之爭轉向政策和政治能力之爭。而恰恰在這方面,建制派可能會出現一定的能力危機,以及對政治環境和工作環境的不適應,特別是未來建制派內外部都面臨競爭加劇的問題。但這是真正的政治錘煉,塑造香港真正政治人才的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田飛龍在對談中詳細分析了對“一國兩制”中期時刻的理解。他表示,很多人至今還不理解什麼叫“一國兩制”的中期時刻,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好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一國”到底想要什麼。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觀是一種將經濟、政治、文化統籌起來的一種方針政策,香港對於國家經濟現代化的促進,一定是同整體人民的幸福生活、民族復興、中國的全球治理理想是緊密相關的。因此,“一國兩制”不限於經濟利益,其轉型必然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戰略與體制的轉變。“一國兩制”中期時刻必然會到來,且不僅僅是時間上的自然推移概念,其本質則與新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所以,必須引入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關鍵概念以及相應的方法論,才能更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中期時刻。
田飛龍進一步指出,新的、更加完整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具有更加凸顯的示範意義。近年來中央管制香港的新實踐恰恰是“一國兩制”展現出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只有過了這些坎、只有補了這些課、只有在法理上意識到國家的權力是實在的和可執行的,“一國兩制”才真正能夠行穩致遠。我們要的不是台灣回歸之後“每過幾年就動亂不安”的那種不穩定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而是使台灣回歸之後長治久安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只有將全面管治與高度自治相結合,才是正確完整地理解了“一國兩制”。這個“一國兩制”將來也是要“上門服務”的,不管初期台灣是否理解和接受,這個完整的“一國兩制”是要表達於台灣的,這是對民族復興與兩岸永久和平的真正負責任的國家理性與制度選擇。
以下是問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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