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將有更強介入
中評社記者：隨著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推進，香港市民都期待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可以進一步提高，從而解決諸多社會深層次問題。您認為當下香港需要一個怎樣的管治團隊？在管治思維和方式上需要進行哪些改革與創新？
田飛龍：賢能愛國者才是愛國者治港真正的目的地，這一點在夏寶龍主任兩次講話裡越來越清楚。在2月22號的講話中，他講到了“堅定的愛國者”的概念，實際上就是賢能愛國者。他講到特區政府以及公共機構負責人這些高階公務員，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活學活用“一國兩制”，以及要有擔當，要胸懷國之大者，並且要團結，這些其實都是基於一些經驗現象，做了一種批判性的總結和要求的提煉。7月16日國安法一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夏主任進一步充實有關“堅定的愛國者”的論述和具體要求。這可以稱得上是“愛國者治港”的人事規範標準。
香港的管治團隊從建制派到特區政府都有提升素質和能力的必要。我也注意到，最近特區政府推出來一項公務員內地交流計劃，以及要建立公務員學院並設立學院院長職位，這是很有必要的。香港的公務員必須要對香港負責，對國家負責，具備新全球化的視野，這需要通過知識的積累和接受不同層次的培訓，以及一些掛職任職履職的經歷來獲得，這樣才能以高於香港的眼光回頭看香港問題，為香港問題的解決找到合適的出路。
所以未來香港的公務員會形成一種能上能下的競爭秩序。公務員中特別優秀的，具有國家視野和全球視野的公務員，在解決好香港本地問題的同時，也可能獲得向國家行政層次和國際組織層次上升的通道和機遇。那麼未來香港公務員從政的頂點可能就不是香港特首，而是具有實權的國家領導人、國際組織領導人、“一帶一路”有關機構領導人的職位。我認為香港以及香港公務員的轉型之路要朝著這個方向提升。從政層次提升了，預期空間充實了，政治責任感、視野與能力也會相應擴展。
另外就是香港的建制派。我們可以預期，未來的立法會將是一個愛國建制派占多數的立法會，中間派和忠誠的反對派將是少量比例。在這種新結構之下，以往那種拉布攬炒和癱瘓立法會的現象將極少出現，因為自2020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法律就是一把利刃，懸在高空，混入而攪局者隨時可能被依法DQ。在這種情況下，愛國建制派將來的主要任務就不是簡單地為政府政策護航或反拉布，而是就政策的質量進行實質性的辯論研究與監督。他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不應當演變成一種橡皮圖章的關係或簡單的政策配合關係，而是每一位建制派議員都應該成為一個香港治理的專家，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合格監督者。他們有豐厚的薪酬，能夠雇傭議員助理、設立議員辦公室，那麼這一辦公室就應該成為一個政策研究中心，議員根據自己的專長、專業領域以及研究團隊可以有一些議題分工，從而主動提出一些議案、法案，以及在特區政府提出相應方案時，能夠有一種研究性的和實質性的立場和準備來應對。
所以，未來香港的建制派議員和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一種治理競爭關係，誰拿出來的方案能更好服務於香港市民，更有利於國家利益，誰的方案就應該算數，而不只是由行政主導一切。這意味著，議員工作重心的轉移，從原來為政府政策護航，轉變成對政府政策挑刺，然後提升理性的基礎，更好地讓政府政策服務市民，解決問題。
國家對香港管治團隊素質的提升，對官員的遴選問責也會有更強的介入。因為政策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關鍵問題。香港愛國者治港的幹部隊伍怎麼樣，中央也是有監督職責和問責權力的。如果這幾方面都向前推進，並通過實踐中實效性的檢驗，那麼香港的賢能愛國者會在競爭和問責交叉的壓力塑造機制中產生，這就是愛國者治港要真正呈現的面向。這樣就不僅使得反中亂港勢力出局，也使得所謂的“忠誠的廢物”和兩面派失去政治生存的餘地，回到他們該在的地方，給真正的賢能愛國者治港留出權位和空間，讓香港社會與香港居民真正產生信任，擁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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