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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現場（中評社 束沐攝） |
“滿清入關後，中國的正統不存在了，但正統在哪裡？”石之瑜表示，和明末香港的南來者一樣，這也是對朝鮮、日本、越南的儒學家的挑戰。他舉例說，在一場研討會上，他曾經聽到有一位台灣學者把自己看成中華正統，這和滿清入關後日本把自己當做正統是一樣的。
港台南來者 既背對中原又疏離於本地文化
他認為，台灣和香港形成了很豐富、具有差異性的華人性，而且是“中華性”和“華人性”的加總與結合。石之瑜說，對香港南來者的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無論是辛亥革命前的“反滿”南來者，還是1949年前的“反共”南來者，香港的南來者從1960年代以前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是因為在中國的政治正統體系中失敗了而來到香港，想在文化上維繫自己的正統。面對中原，他們是一個失敗者，但他們在文化上自認為居於優勢地看待中原。
台灣的南來者也有類似的現象，他介紹，1949年南來者的知識分子接受的是中華文化教育，但他們來台後，面對的是日本殖民化統治有一定程度和文化背景的台灣當地人，他們雖然不能說是面對異國，但有一種文化上改造社會的使命或任務，所以他們抵台後就表示要把中華文化重新在台灣普及深耕，再加上後來大陸爆發“文革”，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台灣就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組織延續至今，但他注意到上個月民進黨動員了600人加入文化總會，以便取得文化總會的主導權，“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還要看，這就是在地文化的變遷，這就和殖民性有關了”。
石之瑜認為，南來者的“Chineseness”一開始是文化正統性的想象，但50年來逐漸成為文化差異性的凸顯、創造和建構，也就是從“中華性”變成了“華人性”，也就是把南來者具有的優勢變為殖民性作為主要內涵的訴求。他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錢穆、牟宗三、徐福官等儒學者為例，指出他們對儒學的理解雖彼此不相互統一，但是他們所共同傳承的傳統是和整個香港社會是脫節的。
“所以香港的南來者和台灣的南來者面對的共同困惑，是他們與曾經受到殖民統治的本土社會有隔閡，他們一方面不能回到大陸，他們是戰敗者，認為中原是由一群文化低落的人在管理，但讓他們避難的、讓他們進行文化傳承的地方是充滿殖民性的，所以他們對所寄居的地方是疏離甚至是藐視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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