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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張天犁（中評社 束沐攝） |
南方都市報記者：延續張司長剛才的例子，再追問一下。您的意思是說，第二年計算的減掉的部分是以第一年的利潤基數來計算的，還是說以第二年的利潤基數來扣除的？這是一個細節問題，想再追問一下。如果企業第二年不盈利的話，這種情況怎麼辦？此外，如果這個企業第二年又有一筆大額捐贈，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結算？能不能再舉一個例子。
張天犁：企業的經營利潤是有增有減的，所以剛才這位記者朋友說第二年如果利潤有變化，實際上我們是按照第二年變化後的實際利潤。比如你有一千萬，也可能變成一千五百萬，也可能變成六百萬，我們是按照當年實際利潤來計算允許扣除的額度。一千五百萬仍有12%是允許扣除的額度，如果是六百萬，那麼就是六百萬乘以12%，這是允許扣除的額度。再有，剛才說不盈利，比如說是虧損，那麼也就是說你可以允許你扣除的利潤為零，那麼就對不起了，因為我據此而計算的允許扣除額也只能為零了。從某種角度講，應該是極特殊情況，因為任何企業的捐贈都是以他的盈利能力、承擔能力為基礎的，一般情況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決定其捐贈多少。但是您剛才說了一個極端的例子，這種也可能發生，但是我們政策規定以按照利潤總額計算允許扣除的額度，如果為零，那對不起，只能是零，只能寄希望於你第三年、第四年再盈利。第三個情況，又有一筆新的捐贈，新的捐贈和舊的捐贈混在一起計算，也就是說，你仍然按照利潤總額乘以12%，這是我政策允許你扣除的額度。新和舊的捐贈可以在這個額度之內進行扣除，有了三年結轉的規定，2017年發生結轉捐贈，我可以允許你2017、2018、2019、2020年四年結轉，可以順著時間往後推延。也就是說，後面增加的捐贈我可以在時間上順延到你可以享受總共四年的扣除。
新京報記者：我問一個與紅十字會法有關的問題，這次修法的背景是什麼。在之前，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一些影響紅會公信力的一些社會事件，這些事件和這次修改有沒有直接的關聯？
郭林茂：紅會法這次修改的背景與剛才講的幾大亮點有很大關係。此前發生了一些對紅會公信力有影響的案件，你說有關係沒有，肯定有一定的關係，但如果說有多少直接的關係、有多大的關係，這也不妥當。要說紅會法修改的背景，我歸納為三點：一，貫徹中央關於群團組織改革的精神。黨中央出來一個中央群團組織改革的意見，群團組織改革的方向有一個精神，這個精神就是去“四化”增“三性”。所謂的去“四化”就是機關化、行政化、娛樂化、貴族化。增“三性”就是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紅十字會作為黨和政府管理的一個群團組織，它也在範圍內，怎麼改革？就是按照去“四化”、增“三性”，到底怎麼改？我們說立法先行，那麼我們先修法，然後推動紅十字會的改革。
二，中國紅十字會開展中國特色的紅十字會運動，拓展工作的實際需要。我前面講了，我們現在的紅十字會工作已經不僅是原來的純粹的“三救”，還有“三獻”。“三獻”工作的拓展這是一個事實，既然有這種事實，就要推動紅十字會工作適應這個事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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