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轉型是2000年到2020年，其實就是香港回歸之後。剛才講超級全球化在過去20年快速發展，跨境資本流通大大增加。中國2001年加入WTO，與外界之間的資本流通和調配需求大大提升，給香港帶來極大的發展機遇，香港成為世界走入中國和中國走向世界的“金融代理”。此過程帶動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會計、法律、咨詢、研究、公關、廣告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香港升級為了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以往為廣東製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慢慢走入了困境。首先，廣東轉型升級，騰籠換鳥，“前店後廠”模式難以為繼；其次，中國加入WTO後自身服務業開始成長；第三，香港的服務業直接走到內地為港資服務，而不是從香港這個地方提供服務，“遷移”和“替代”效應開始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離岸貿易開始取代轉口貿易，成為香港貿易的核心，導致利潤率的大幅下降。所以，我們看到製造業流失後，與製造業緊密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也開始萎縮和空心化。
第三次轉型直接促成兩個香港的撕裂。中國當下正走向高質量發展，全球化的參與越來越深化，中美博弈下中國更需要自己的離岸金融中心。例如，有很多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退市來香港二次上市。未來中國會更加需要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一號香港”集中了香港的主要優勢，未來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貿易、物流、旅遊這些傳統功能，以及一些中低增值產業的競爭力在下跌，開始空心化，中層就業規模越來越萎縮，行業增值下降，大部分人靠“二號香港”安身立命，但路越走越窄。
我們看到，兩個香港彼此脫節和斷裂。“一號香港”前景廣闊，但不足以支撐全體港人的發展需求，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獲益。金融業從業人士只占總人口的3.5%，而且金融功能是國際功能，聯通全球和內地，不需要在香港扎根，就像中環很多內地精英都不需要講廣東話，不需要了解本地的情況。很多中資金融機構只有少數幾個工作人員是香港人。他們只需要國際視野和對內地市場的了解，不太與本地發生關係。所以，“一號香港是“懸浮”在“二號香港”之上的，基本沒有交集。
我們總是說香港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們現在融入的這種模式並沒有讓“二號香港”充分受益。哪怕在三重矛盾之下，資本還是不斷湧入“一號香港”，但二號香港產業越來越單一化。湧入的資本到了金融市場、地產市場，進一步推高樓價，加劇兩極分化。再加上服務業企業走進內地，本地服務業更進一步空心化。本地基層賴以為生的旅遊業，繁榮之時每年6000萬人次的遊客量，但增值低、依賴遊客大進大出，一旦外界發生變化就會受到嚴重影響。此外，貿易的傳統功能也在弱化，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渠道也在收窄。
解答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中央給了香港這麼多優惠政策，為什麼香港人不感恩？”“為什麼回歸之後成長起來的香港人離心力最強”？我們看到，第三次轉型直接促進兩個香港撕裂，而第三次轉型恰好與回歸重叠。回歸之後的這20年，促成金融中心發展，也促成“二號香港”空心化；香港經濟的發展，大多數人並沒有享受到。事實上，香港的反修例事件等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反全球化運動，只不過香港的全球化與內地最為相關，內地成為全球化的代罪羔羊。而香港人在未經思考的情況下，把一切全球化的弊端歸結在了內地身上——這是我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經濟解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