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志認為，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只能採取一種政治上比較毛保險技術上比較可行的一個合作的路徑。所以他就最後只能在介於民間合作和官方合作之間的這樣一個部門之間來建立起一種合作的這樣一個體系。我們來看一看，用這個框架來檢討一下我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應該合作比前面兩種理論模式更能夠看察覺到三地合作的這樣一個歷史的進程。
何俊志提到，我們大家都知道三地的合作，粵港和粵澳之間的政府間合作卻是最初始的一個發動，就是一個供水，這其實是個偶然事件出發的。七八年之後，為了打擊走私，大家開始邊境聯絡，那麼在邊境聯絡的過程中，大家也開始接觸部門也接觸，然後延伸到了氣象部門之間的這樣一個合作，這就是1998年之前，在三地政府沒有正式的接觸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有三個部門之間，他們構建出了一個比較常態的合作機制，怎麼來合作呢？
何俊志表示，首先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項目需求，然後兩個部門之間去建立小組，那麼在不同的階段上，這兩個部門達成協議就推進一個共同的小組來工作。但實際上即使在中央介入以後，同樣也是我們看到中央的各個部委在跟特區政府或者是跟三地的政府來簽訂協議，就是中央政府除了三地的部門合作以外，政府間合作也好，中央介入以後，它最後落地其實都是由部門層面來落地的。
何俊志提到，1998年之後，政府之間合作是延續的前期的項目式合作的模式，與部門間合作為主，但是這個時期由於政府與政府之間開始接觸，所以小組合作的模式就開始在其他部門擴散。1998年和2017今年這一個時期，政府已經簽訂了協議，政府間合作的層次就明顯的增多，他有聯席會議，有工作會議，還有聯絡會議。但是實際上，日常的運作，常態性的機構仍然是下面的專責小組，而專責小組同樣是部門之間的一個合作的載體，最新的合作模式，中央直接來主導，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橫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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