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志表示，廣東跟澳門之間的合作，是中央直接為兩地的政府構造出來的一個政府間合作的機制，管委會執委會和秘書處，我們重點我們看在執委會下面，這些所有的局，它的具體的運作其實仍然是廣東省的各個政府部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各個部門組合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關注一下現在橫琴的各個局，其實無非就是當年的專責小組的從非制度化走向了制度化，這是我們的國際上的情況，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我們來看一個反例，中國的長三角的政府間的合作，它就比粵港澳的三地政府合作要緊密。
何俊志認為，緊密的原因也有典型的特點，就是粵港澳的合作到現在為止還停留在行政層面，但是長三角的合作就已經上升到了立法層面，它的立法機關之間已經開始的協作，他們所處理的矛盾其實也主要就是區域之間的矛盾，而不存在部門之間的這樣一個衝突，為什麼我們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線路，就是在上海解放以前，其實上海解放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他們就有一個強制性的合作的制度載體，就是中共中央華東局。麼這個華東局後來就延伸成了華東協作區，就是它華東這個機制其實是一直在延續。1982年國務院正式為了推動三地的合作，由國中央直接設立了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在這個規劃辦公室的推動之下，浦東開放以後又進一步演化成長三角長江三角中城市經濟協調會，這已經是一個常態性的協調機構。通過一個結論，通過上面的一個介紹，我覺得這幾點結論還是可以得出的。
何俊志指出，第一個大灣區的合作，三地的政府的合作，它其實啟動的模式是一種需求主導，這個需求主導是由偶然的因素觸發的，偶然因素的需求驅動的模式，它觸動的是一種小組合作模式，這個小組合作模式它主要取決於這個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這樣一個合作，那麼所以在初期它就形成了一種比較強勁的路徑的依賴，而這個路徑的依賴即使到了中央主導以後，在橫琴的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節點上，它仍然得以強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從合作的那一天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大灣區三地政府之間的合作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條核心線索，部門之間的這樣一種合作，那麼我個人覺得這樣一個發現還是比較有意義的第一個意義。理論上我們終於可以提出一個一國之內的跨境合作，政府之間的合作的模式的理論的模型。第二可能不管是三地政府還是中央，都要深刻的進一步去挖掘這種與部門之間的合作為核心的合作模式，它的優勢和缺點在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