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宗族遍佈中國南北，中國民眾更多地受到宗法宗族觀念的影響。 |
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包括中國製造與創新離不開親身參與這個過程的廣大民眾，而宗法宗族觀念對他們的影響也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出來：
其中，宗族在很早就是帶有軍事特徵的組織，在冷兵器時代，組織與團結起來與自然世界和社會力量進行對抗，是保障生存的有效方式，長期積澱，就形成組織性、紀律性、服從性、忍耐性、忠誠性、團結性、集體主義精神、約束力、分工與協作等文化基因。而上述九大特質，無疑在適應工業社會的規模化、標準化大生產，提供大批服從守紀、吃苦耐勞、分工協作的產業工人方面，頗有裨益。
宋以後普及型宗法宗族理論與制度、思想觀念與運作模式的重大變革，並非僅僅對宗族內部的一般性結構進行調整，還對中國社會發揮著形成肯定能力、鼓勵競爭的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這種變革能夠通過整合宗族資源強化教育、鼓勵基層族眾積極參與科舉、通過肯定能力與鼓勵競爭推動宗族競爭力的提升、通過鼓勵打破既定格局而誘導新生力量積極努力優化宗法宗族的權力結構、通過鼓勵與刺激底層民眾積極向上流動爭取皇權更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分配，進而促使全社會內生創新發展的動力。宋代科舉完善等措施使得全社會包括宗族高度重視能力與競爭，不僅促進了經濟繁榮，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項：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都是出現在宋代。
第三，宋代科舉取士的完善，使得底層獲得通過學習知識得到向上流動的機會。宗族為了發展壯大高度重視科舉，重視教育的信念與行為經千年積澱逐漸成為根植於中國人體內的重要文化基因。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短短四十多年培養了大約三億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人才，為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提供了豐沛的優質人力資源；
第四，以《歷史的終結》而成名的福山，後來特別強調了國家治理能力因素，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而國家治理能力並非強勢領導就能提高，必須有與其領導方式相適應的大量民眾的認同；而雙方因為具有共通的文化基因，在利益同向的狀態下能夠形成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清代宗族普遍實行的宗族領導者是由“遴選”和“公舉”產生，之後賦權強勢管理。這種宗族領導人的產生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雛形，中國民眾對這種方式的習以為常也是出於對文化基因的共享。
不僅如此，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宗法宗族觀念的組織性、紀律性、團結性與集體主義精神，還在當時缺乏重商主義政府的狀況下，能夠通過宗親聚力興業，共同抵禦政經風險，對中國大陸重夯初始工業化基礎，發揮了重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