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兩岸敵對心態的消除離不開交流、協商。 |
中評社╱題：敵對心態是建立兩岸深層互信的“軟干擾”，作者：徐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目前兩岸對兩岸關係仍處於“敵對狀態”有著共同的認知，為此，大陸官方在不同場合一再呼籲兩岸共同努力、創造條件，增強兩岸政治互信，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進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2008年10月馬英九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也明確指出，他推動的兩岸政策，“最後目標是要與大陸‘締結和平協定’，‘終結兩岸敵對狀態’，使台灣海峽走向真正和平與繁榮的道路”。
要結束敵對狀態，首先要結束敵對心態。所謂“心態”，簡言之，即人們對外界事物做出反映的趨向，它對人的思維、語言、決策、行為具有支配性作用。敵對心態的存在必然導致敵對雙方在思維、語言、決策、行為上的敵對狀態。在當前兩岸關係大幅緩和並走上和平雙贏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敵對心態對兩岸深層互信的建立相當不利，並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干擾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提出討論以引起足夠的重視。
筆者之所以稱敵對心態為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的“軟干擾”，是基於這種干擾因素與其他干擾因素（如“台獨”因素）相比，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潛移默化）、根源性的（歷史文化心理）、隱性的（外化後可構成兩岸政策利益取向之因素），儘管它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干擾力毫不遜於“台獨”、外力介入等因素的“硬干擾”。
要說明的是，總體來看，兩岸間存在敵對心態的表現有兩大特點，其一，從矛盾的主要方面上看，台灣對大陸的敵對心態是主要方面；其二，從矛盾普遍性上看，台灣對大陸的敵對心態較為普遍，而大陸對台灣民眾的心態則除了對“台獨”分子的敵視外，僅是對台一些對大陸的不友好個案的不滿，這種不滿既不具普遍性，更未上升為對整體台灣人民的敵對情緒。
還要說明的是，有台灣學者認為，目前台灣對大陸敵對心態的歷史要從1895年開始。但筆者認為，兩岸目前的敵對心態主要是1949年後國共政治鬥爭的延續、冷戰格局的強化、“台獨”理論宣導與政治操作等諸多因素影響的產物，跟清廷割台後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失望與憤懣沒有那麼直接、深刻的關聯。因為1945年抗日勝利，台灣同胞慶祝回歸祖國懷抱，簞食壺漿歡迎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的喜悅心情，正充分表明台灣同胞的民族情懷與國家認同並未因清廷的腐敗割台給台灣同胞帶來的巨大歷史心靈創傷而失去大是大非之大體。
兩岸敵對心態的主要表現
兩岸敵對心態本身有著諸多層面的表現，產生敵對心態的因素也多元複雜，本文僅選取兩岸社會中幾個主要的、普遍存在的心態及其產生原因分別加以淺析。
（一）台灣民眾對大陸敵對心態的主要表現
1、台灣民眾的“反共”、“恐共”、“蔑（視）共”心態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也帶去了對共產黨的滿腹怨恨與失去大陸的不甘，於是，不僅頻繁對共產黨及其統治下的大陸尋機進行軍事騷擾和特務破壞行動，更對中共及大陸進行各種詆毀與反面宣傳。同時，為了使台灣成為“沒有共產黨污染”的最後一塊“淨土”、“反攻大陸”的最後基地，國民黨在島內實行了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嚴防共產黨的“滲透”。國民黨當局“反共”、“恐共”的心態全部反映到對大陸的政策及其對台統治之中。這一時期，台灣民眾始終被教育著“共產黨要血洗台灣”；在白色恐怖中，金庸的小說、馬克吐溫的小說、左拉的小說都以莫須有的可笑罪名遭到嚴禁，作家陳映真只因家有馬克吐溫的小說就被抄家，而簡體字、西元年號，甚至葵花圖案都能成為“為匪宣傳”的罪證。大興文字獄的結果是台灣民眾極力避免與“共匪”扯上任何關係，“每人心有個小‘警總’”，因此，台灣民眾對政治極度敏感，且高度壓抑。
1980年代前後，隨著中美建交、國際形勢的變化、國民黨“反攻大陸”之夢碎，國民黨不得不開始做長期經營台灣的打算，在民意的壓力下也不得不開始調整對大陸的政策。但由於國民黨始終未能擺脫國共歷史恩怨，始終不放棄與大陸在國際上爭奪合法地位，因此，其“反共”政策與宣傳延續至今，特別在軍事上明確把大陸當假想敵，在宣傳上則將“反共”內容逐漸轉移到經濟發展、“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等的優劣對比上來，並將大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擴大渲染，以彰顯“台灣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及其“不凡意義”，從而在台灣社會較強的“反共”、“恐共”心態中，又加入了對大陸較強的優越感。
在長期的“反共”教育、白色恐怖餘悸，以及對大陸較強的優越感之下，台灣民眾有了鮮明、固化的“反共”、“恐共”、“蔑（視）共”心態與刻板的習慣認知。儘管隨著島內民主化的進程、兩岸交流的逐步擴大，特別是大陸綜合實力的提高及國際影響力的增強，台灣民眾逐漸淡化了“恐共”、“蔑共”心態，但這種心態並未完全消失，所以在台歷次選舉中，被淡化了的敵對心態總禁不起政客的挑撥離間，總能集中的再次表現出來。
目前，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對心態主要表現為，其一，提防大陸對台“善意”之動機。台灣民眾對大陸對台善意一直以“統戰伎倆”視之，質疑大陸對台誠意。最典型的近例就是當下ECFA大陸對台灣的讓利，在台灣不少民眾甚至不少民意代表的言談中，都顯露出還在慣性地提防著大陸背後的“政治動機”，而未能對大陸一再表明的“一家人”立場（詳見下文）進行深入反思。其二，恐懼大陸“武力犯台”，因此，在對美軍購上，有半數民眾持肯定態度。2008年5月《中國時報》民調顯示，認為應維持目前軍購，甚至更增加的民眾比例超過50%。其三，不自覺地與“台獨”分子站在同一立場上說話。如台灣民眾無視大陸一再說明大陸的武力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將大多數不搞分裂的台灣同胞與“台獨”分子劃出界線的良苦用心，不自覺地與“台獨”分子站到一起，不是反對大陸的“反分裂法”，就是要求大陸“撤除瞄準台灣的導彈”，甚至認同將撤導彈作為兩岸和談的前提條件。2009年8月《遠見》民調顯示，71.8%的民眾認為，兩岸要建立政治互信，大陸就應該先撤除瞄準台灣的導彈；48.3%的民眾認為撤除導彈之前兩岸領導人不該見面。
上述這些民眾看法，如果不是以“恐共”、“反共”的心態為認知基礎，還能是什麼原因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