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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兩岸開啟交流迄今已經三十餘年 |
中評社╱題：兩岸“交流、共識”與兩岸和平、發展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處於崛起歷程的中國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如今面對的形勢是，內有台獨盲目、不理性“仇中”，無底限地配合美國的挑釁；外有美國無休止、無原則的虛化“一中”。這是在百年變局中伴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國家“和平統一”政策必然要迎接的挑戰。藉此兩岸公開交流及兩岸“同屬一中”共識的重要時間節點，結合當前兩岸關係的內外挑戰，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這是堅持中國統一，促進民族復興必要的功課。
一、開啓交流到公開交流
台海兩岸開啓交流迄今已經三十餘年，然而兩岸雙方互相開放交流則應從1987年開始，今年已是35年，其後為處理交流衍生事務，簽訂各類協議，規範交流秩序，兩岸兩會最終在1992年末形成了“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的表述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1〕其後被簡稱為“九二共識”的糢糊的“政治互信”，迄今也有30年。從理性發展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前者應該是推動了兩岸同胞的相互理解；而後者試圖透過兩岸當局“行政互信”解決兩岸交流、互動衍生的問題，並期積纍兩岸明確的“政治互信”，以便最終推動官方的“政治談判”，完成兩岸雙贏的國家和平統一的目標。卅餘年的時間不算長，對中國人而言，通俗地講都稱不上是歷史，但是逢五、逢十的歷史轉折年份，中國人還是特別有感情的，特別是勤於自省、擅於自省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會抓著這樣的時間節點，對重大歷史事件作些回顧與檢討，以便為未來的發展作出適切的規劃和預測。
尤其是其後的兩岸關係不但未能有序發展，更有甚者如今的兩岸關係可以說完完全全走上了當初兩岸“啓交流建共識”的對立面，不僅僅是國家的“和平統一”面臨著多重的、疊加的考驗，甚至兩岸關係的和平都極可能遭受顛覆性破壞；正如王毅在“基辛格（季辛吉）與中美關係”研討會上發表視訊致詞時表示“中美關係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必須做出正確抉擇”〔2〕，兩岸關係也經不起一路下坡，否則35年所積纍的理解就蕩然無存，辛苦維繫的和平之局也可全盤破功，值此節點，認真她反省與檢討更成為必要的課題。
二、從被迫交流到喪失自主
（一）從堅決“三不”到被迫開放
自1979年中共的人大常委會提出“雙方協商（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和平統一”呼籲之時，便提出兩岸互通，以便兩岸同胞消除隔閡，相互瞭解。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第一反應是中共趁我外交重挫（1979年元月1日美國正式接受中共的建交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際，對台發動的“統戰陰謀”，意圖進一步瓦解我軍民反共決心和光復大陸的意志；因此1979年4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兼任黨主席的蔣經國的談話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作為應對。〔3〕完全拒絕中共的倡議。1981年9月30日當時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又在“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訪談稿中，綜合前文提出“兩黨談判，三度合作，共促統一”建議，另外具體建議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四流（學術、文化、體育、人員）”，並保證台灣人民“來去自由”。
在北京一連串的呼籲下，中華民國政府則數度嚴令禁止，拼命阻擋，不願開放。但中共和平政策的持績壓力，台灣處境的變化，台灣人民的需求，對中國國民黨的“反共”堅持構成巨大的統治合法權威的挑戰，所以在台灣開放探親之前，早已有人登陸：
首先、人數部分，粗估在1987年之前經香港“偷跑”返鄉省親的人數應在20萬上下。
再次、貿易部分：兩岸學者都承認：台灣的吳介民、曾嬿芬著作中說：“然而，實際上在多年之前，已經出現‘偷跑’的行動，例如，保釣運動之後左派（或統左）運動者的‘回歸’；又例如，一九八〇年代初、中期，一些廠商已在第三地設廠，將產品銷售中國。”〔4〕
大陸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王建民說“（大陸）商務部對台商投資統計始於1984年，晚於台商對祖國大陸投資時間。早期，商務部對台商投資統計包括了投資專案、協定(合同)金額與實際使用投資三項。由於協定投資金額有些是簽署的合同投資金額，有些僅是口頭承諾的投資金額，不一定落實與兌現，與實際投資金額有很大落差。”〔5〕
最後是於1987年4月起的老兵返鄉運動終於迫使蔣經國最終同意台灣老兵返鄉探親的訴求。
台灣當局一直以“反共”與“防統戰”的心態面對大陸，即使開放“探親”也不是為了暸解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向台灣人民證明“反共”的正確，以證明其政權合法性；在權力鬥爭中居小的一方，抱持小心謹慎的策略，這是正常的反應；然而，如果對於對手沒有準確的理解，一味自保的結果，往往衹能是痛失發展良機，永難翻身；國民黨對中共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三通四流”等呼籲，完完全全以統戰伎倆視之，而沒有結合中共的“改革開放”大政策，整體地理解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政策的確實需求。所以從79年到87年中國國民黨抗拒了8年的時間，看似十分堅決，其實真正突顯了兩個不自信：“反共不自信”與“治台不自信”。
第一對自己反共不自信︰眾所皆知中國國民黨之所以退守孤島，是因為國共內戰的失敗，失敗的主因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員衹知“反共”，並不“知共”，這樣“反共”衹能是情緒上效忠領袖的表現，而非理性的價值選擇，特別以國民黨對中共“統戰”策略的理解，更足以說明問題。從策略的角度言，“統戰”就是為了“壯大自己，削弱敵人的勢力，以便更加有效率地完成自己的戰略目標”，實際是一種“中性”的鬥爭策略，也是任何團體或個人在鬥爭中都常用的方法，正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衹有永遠的利益”，關鍵在於如何能聯合其他人，在聯合過程中誰先影響到誰，誰先從過程中得利，並如何保持其利益而已；在過程中難免使用許多的非正規的辦法，這就是“統戰”策略的精義，衹不過共產黨將之理論化，系統化地教育共產黨員，使之嫻熟操作。但國民黨簡單使用“陰謀”“謊言”等詞彙去攻擊，以掩飾自己在策略上，技不如人的失敗。而且中國國民黨在幾經失敗後，並沒有糾正錯誤，反而“固化”認知，依然“衹反不知”，因此，在大陸提出兩岸“和平統一”政策時，仍以“統戰”伎倆視之，而沒有看到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真正需要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推動大陸的“改革開放”；因此國民黨也錯過了重新返回大陸發展的戰略大機會。也因此，中國國民黨不自覺地蛻變成為實質的、內捲型的、台灣的政黨。
第二對自己統治台灣的好壞不自信：台灣發展的脫胎換骨始自七十年代的十大建設，起飛於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而中國大陸提出兩岸“和平統一”，推動兩岸“三通四流”，台胞“來去自由”，也就在八十年代初，當年的兩岸究竟差距多大，國民黨並沒有真正自信的底氣，因此，從80年起凡以觀光為名前去香港，轉赴大陸人道探親、商旅考察的台灣民眾，返台之後，初時多遭收押，實施三年感化教育，其後人數太多，衹得改由轄區派出所的員警定期上門家訪，或是帶至警局作筆錄，要求這些老人詳述大陸所見、所聞。反覆多次，確認他們所知的大陸確實發展不如台灣，台灣人不會受其“統戰”的“蠱惑”，才停止騷擾（個人親友經歷）。足證國民黨當年對自己治理台灣的成果並不自信；如果台灣一開始就自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說法，又何至於等到1987年，經國先生的晚年，才開放“人道探觀”之旅。
從兩岸交流35年的總情況來看，應該說，台灣同胞其實十分清楚分辨北京行政措施的善意和政治作為的目的，前者又為了交流的便利，後者是為了爭取認同；當然行政措施是為政治需要而服務，行政措施也可以產生政治效果，但並非邏輯的必然而且效果會有滯後性；人民自然會選擇最適合、最優質的政府去認同。
（二）“不自信”的兩岸交流影響深遠
在兩岸關係方面，正由於中國國民黨的不自信，長期自困於“衹反共不知共”政策的思維，大大延誤了兩岸正常的開放與交流，從如今來看，中國國民黨不僅僅因此失去了從台灣“自我解放”的機會，而且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影響台灣的自主定位，也影響台灣自主發展。
第一、影響兩岸關係：由於中國國民黨處處從“統戰”去考慮中國共產黨的對台政策，而不是從中國共產黨的自身考慮其政策需求，從而錯失了許多兩岸可以自主定位“和平穩定”的“新兩岸關係”的時機，九十年初蘇聯解體，兩岸“自主定位”的機會便“一逝不返”，九六年代的台海危機，代表台灣問題已經“台海化”，不再是簡單的大陸與台灣的兩岸關係，兩岸關係重新成為美國“防中、反共”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新世紀以來，中國崛起，新世紀廿年代中國騰飛，兩岸關係則完完全全成為中美關係的附庸，為中美關係服務而存在。
第二、隱性化的台灣：由於兩岸關係超出了大陸與台灣的範圍，台灣對兩岸關係不是可以“自主”處理的一方，台灣既不願與大陸合作，就衹能是美國的附庸；此後“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就成為“隱性存在”的因素，尤其是民進黨掌權的台灣，為了“仇中、反中”，對於美國更必須是、也衹能是百依百順，極力巴結，把台灣變成為美國軍工複合體政客的“提款機”；在兩岸關係中，台灣就不可能自主定位，如台灣學者常用“中、美、台三角關係”自況，其實衹是“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因素”而己，更悲哀的是在中美關係上，台灣身份是什麼？也不能被清晰地定位，否則對中美關係極為不利；台灣就成為“不統不獨”，“不和不戰”，“不進不退”，身份懸空，認同混亂，現實焦慮，前途迷失，對中國大陸是一塊尚未完全統一的“政治飛地”；對美國而言，則是恣意霸凌，無須負責的“棄婦”。是中美關係中“隱性存在”的“顯性因素”。
第三、發展受限的台灣：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是大家都會參與到地區的協議之中，參與的越多越能與相關國家形成一種互賴的、互尊的、網絡化的利益關係、安全關係，此種協議不僅僅是在經濟上放大自我，而且也在安全上強化自我；而眾所周知，在東亞除了意識形態原因，被孤立的北朝鮮是亞洲的“孤烏”，另一個被排擠的就是縱使有個別企業在全球的表現都十分搶眼的台灣；原因無他，因為台灣是“身份不明”的政治實體，大家並無必要公開“得罪大陸”而已，連把中國大陸視為頭號“敵人”的美國，也衹對台灣嘴上說得好聽，但連她自己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迄今為止，也沒有台灣的份兒。
三、“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國家統一”的兩岸共識與破壞
（一）“一中原則”就是“國、共”的共識
國共之間的中國統治權之爭，從1945年日寇無條件投降之後，就逐漸公開化、白熱化，初時國民黨挾領導抗日勝利、統治國家的優勢，主導“政治協商會議”，破壞雙十協議，引發共產黨不滿，國民黨遂獨行其事，主控政局，推行憲政，遂至國共和局破裂，1947年7月，爆發全面內戰，由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因而下令“動員戡亂”。1948年5月10日，中華民國政府公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具有優於《中華民國憲法》之位階。此後中華民國實施了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這裡不能說沒蔣介石個人“權力”因素的考量，例如在《動員戡亂時期》他的任期就不受憲法規範，但從現代國家的法理理論來看，蔣介石也是在全力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作努力，因為在他的心中世界上衹有“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動搖的。一個國家衹有一部憲法、一個中央政府，這一點特別在外交層面上，他的作為就充分顯示了寧願面臨困局，也要堅持原則的不可動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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