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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將召喚兩岸“共同體史觀” |
中評社╱題：“建立兩岸共同體史觀（一）：現有史觀的問題在哪裡”，張亞中（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史觀：如何看過去與未來
歷史是死的，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歷史是過去式，但是史觀卻可以是未來式。昨天的政治就是今天的歷史，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歷史。
從史觀中，可以看到我們如何詮釋自己的過去，自然也就影響對未來的抉擇。不同的史觀，會有不同的論述，也就會有不同的政策及不同的結果。當然，承受這些結果的，不僅是政治的菁英，也包括廣大的人民。
中國歷史分分合合，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中可以看到不同政權與領導人的史觀。在他們的認識中，有的堅持一統江山，有的選擇偏安逃避，有的企圖躍馬中原，有的願意稱臣以求自保，在這些非分即合的政權選擇之中是否還有一條“合中有分、分中求合”，一條不透過戰爭、符合全民利益的觀點與道路？
本文希望能夠提出一個兩岸符合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的“共同體史觀”，以使兩岸人民能夠在相同的史觀下，共同發展。基於篇幅，分兩篇處理。本文僅對現有的兩岸史觀進行分析。有關“共同體史觀”的實質內容，將在下一篇述及。
兩岸現有的史觀包括國共兩黨所共有的“內戰史觀”、“統一史觀”，以及台灣所獨有的“台獨史觀”與“偏安史觀”。在此之前，我們先瞭解一下在日據時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民族史觀：日據時期到光復初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日據台灣五十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又稱叭年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台南縣玉井鄉）台灣人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為止。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灣人民頑強的抵抗。
日據的第二時期，自1915年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武裝抗日運動失敗後，1920年，台灣留日學生創刊發行《台灣青年》，1921年，蔣渭水在島內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了為期十多年的抗日文化啟蒙運動和社會運動，將祖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思潮介紹入台，而有“台灣新文學”和戲劇、藝術之改良。
另一方面，日據後，全台各地紛紛成立詩社，據吳濁流在光復後回憶說：“我入栗社後，才知舊讀書人另有氣節，漸覺他們的骨子裡，漢節凜然。而且由此老一輩的讀書人學習不少愛國詩詞，其中有的恐怕失誤，不敢用紙筆傳授，只唸給我聽而已”。除了詩社，還有民間的私塾，仍然堅持將中國傳統文化授予下一代。
此外，基於“國可亡，而史不可滅”，故有連雅堂《台灣通史》、《台灣語典》、《台灣詩乘》之著。由《台灣青年》，而《台灣月刊》，而《台灣民報》，而《台灣新民報》，台灣知識菁英堅持漢文的種子不能熄滅。直到1936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宣佈“皇民化”政策。除了詩社外，取締一切的漢文教學和出版，但亦有青年暗中學習中國國語。
第三個時期起自1937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需要，希望台灣人民同心協力，開始皇民化政策，即將台人全面日本化，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皇民化運動等於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1937年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力推行的“皇民化”時期，在政治上雖然高壓，但大多數的台灣人在意識上仍然強烈反抗。從後來轉向支持“台獨”的詩人巫永福〈祖國〉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據末期台灣人心中的祖國意識與民族意識並未消失。這首充滿著民族史觀的詩文，其第一段寫到：“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在書上看見的祖國。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裡，住在我胸脯裡的影子，在我心裡反響。呀！是祖國喚我呢？或是我喚祖國！”在控訴“祖國”將台灣遺棄給日本後，他仍未放棄對“祖國”吶喊：“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
自馬關割台之後，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統治者地理上有了隔絕，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卻綁得更為緊密，如同當時的台中文人張深切所說：“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張深切呈現的正是一種民族史觀與命運共同體史觀，他視台灣與大陸命運完全牽連在一起，中國如果沒有辦法復興，台灣將難脫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
日據末期的反抗與光復運動，至少證明在那個時期台灣人還是勇於作為一個中國人，也不如“台獨史觀”所稱的台獨意識起源於日據時代的誤說。台灣是“地方意識”，而中國是“國家意識”，將台灣的地方意識上綱為國家意識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發展。
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菁英對於中國仍然充滿著憧憬，就以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為例。這首當年因抗戰而寫的熱血歌曲，已在日本殖民統下的台灣知識分子中傳唱。根據抗戰末期在中國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公子的回憶，“（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蕭開平，〈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跡〉，《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訊》，第一期，2009年8月10日，頁20。蕭道平為蕭道應之子）。
當時台灣人在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中國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歌曲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抗戰末期，大陸各地的反日運動，人們口中高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光復前後，台灣人們口中高唱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證明了兩岸歷史的共同脈動，也印證了台灣人當時的中國認同。但是這種民族認同，很不幸地馬上隨著“內戰體制”以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快速地變形。
內戰史觀：冷戰期間國共兩黨的史觀
對日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旋即進入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迫搬遷至台灣。美國原本在1949年12月已經發表“袖手不管政策”（hands-off policy）的白皮書，放棄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1950年6月韓戰爆發，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成為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台灣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艦。從此兩岸共同進入了“內戰史觀”的階段。
這個“內戰史觀”的內在結構是國共不放棄消滅對方，堅持自己是才是正統，其外在結構是東西方的冷戰衝突，國共兩黨各代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與利益。
兩岸內戰體制的特質在於：爭執雙方有政權的正統之稱、路線的左右之爭，但是在“國”“族”認同上，對於“民族認同”上卻沒有任何歧異，雙方都堅持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在“國家認同”上，兩岸雖然名為不同之國名，其實只是不同的政府。雙方爭執的是“誰是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內部”矛盾，而非“異己關係”的“外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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