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6日電／東方早報刊載作者李天綱的書評文章：生活在世界兩端的學者們，都要對自己生活的那個社會負責任，讚美對方要適度，都不要對“他者”做過度的“想象”。不少大陸學者在內地院校裡用賽義德的理論罵西方，看似附和了歐美左翼觀點，事實上反而變成了東西方文化相互攻訐的“民族主義”形態的右派話語。
傅鏗，你一定還記得1980年代上海流行的那本《流放者的歸來》（Exile's Return）吧？就是上外版的，美國文學史“迷惘的一代”分子馬爾科姆.考利寫的，寫1920年代海明威那一批人離開紐約，去巴黎闖蕩……他們自稱“流放者”，說是“在這個偽善而壓制人的國家裡，年輕人沒有前途。他應該乘船到歐洲去，在那裡，人們懂得怎樣生活”。一直留著這本書，找到這句畫過線的話，內衷仍有一顫，於是抄了出來，引我們回到過去。
你是1992年離開的，到美國紐約上州一所好學校留學。以後我們重逢，在紐約、新澤西，或者上海，你都是懷著感嘆，提到去國前後人生轉折的故事。那個時代，有相似經歷的人很多。我比你早一點，從上海社科院的另一個所，去了舊金山的一所小大學。做完了訪問，一年多就回來，再作馮婦。於是，此前的經歷很相似，此後的命運就不同。對我們這一年齡段的人來說，1980年代是再也不能蹉跎的歲月，最終的夢想破滅後，只有一條路：“乘桴浮於海”——出國去。無論如何，你的去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沒有這三十年的經歷，就沒有你現在的狀態，以及心態，還有這一本上了台階，含著更深關懷的《知識人的黃昏》。
最近十多年來，每次重逢，大家都欣賞你的良好狀態。在熱鬧的紐約上大公司的班，與寧靜的普林斯頓校園為鄰過日子。你自嘲是“邊緣人”、“洋插隊”，在謀生職業和興趣學業之間游離，言語之間存著遺憾。但是，談起知識界的事情，我們沒有感到你的離開。相反，在紐約和普林斯頓生活，閱歷提升了你的境界。聽你講在公司裡和印度籍、猶太裔同事的討論，我很受益。談論“多元文化”，不但需要讀書，還需要生活體驗，這方面你有了很多可說，可惜還沒有寫在書裡。現在國內很多“專家學者”，閱歷So So，觀點拼凑，境界更是不夠。反正你也知道這類例子，就不說了。最近二十年裡，中國維持“開放”，上海也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世界化”。但就國內人喜歡說的“時代精神”而言，紐約、巴黎，仍然是策源地，上海仍在邊緣。正如《流放者的歸來》書中所說，“在那裡，人們懂得怎樣生活。”我都不知道，今天上海還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個“生活”。對今天的中國人，還要專門加一句說：“生活”，不單單是一本收支賬，還包含了文化、藝術、思想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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