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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國元首會晤在中美關係中起著“方向盤”和“穩定器”的作用 |
中評社╱題：“‘非平衡性對沖’：美國對華新戰略析論”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
後金融危機時代，地區性、全球性挑戰日趨嚴峻，中美國際影響此消彼長。美國既需要與中國交往、合作以增進其經濟利益和應對共同挑戰，又決心防範、遏制中國快速崛起以維護霸權。美國把其全球戰略重心從中東轉向東亞，實施“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即在與華全面接觸和有限合作的同時，更注重在全面競爭中遏制中國，尤其是通過加強在東亞及西太平洋的聯盟體系和調整在該地區的軍事部署強化對華戰略遏制。美國對華新戰略由美國維護霸權這一最高國家利益和中美結構性矛盾決定，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內在矛盾的不平衡的“雙軌護霸”戰略，即通過相互矛盾但主次分明的對華兩手應對中國崛起，遏止其霸權相對衰落之勢。
在奧巴馬8年任期進入尾聲之際，美國學界和戰略界展開了一場關於美國對華戰略是否需要大調整以更好應對中國崛起的大辯論。雖然一些著名中國通或知華派如基辛格、包道格、藍普頓、何漢理、貝德等對一些對華強硬派主張改變尼克松以來美國對華戰略基本方向表示擔憂甚至反對，(1)但是主張大幅調整美國對華戰略的觀點漸佔上風並得到奧巴馬當局的部分採納。其中，最具代表性並引起強烈反響的是2015年3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發表的由布拉克維爾（Robert D.Blackwill）和來自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的特利斯（Ashley J.Tellis）共同撰寫的《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研究報告表達的觀點：美國需要一個制衡而非繼續幫助中國崛起的對華戰略。(2)兩個月後，藍普頓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發表“中美關係處於危險的臨界點”的演講。其實，在世界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後不久，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就開始了。2009年奧巴馬新政府對華策略性“示好”不成後，就從2010年起逐步實施對華新戰略。該新戰略雖仍是接觸、交流、合作與防範、遏制、競爭的軟硬兩手並用，但顯著偏向後者，本文稱之為美國（偏向遏制的）“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約瑟夫．奈把美國既要擁抱中國也要制衡中國的兩手戰略稱為謹慎而非好鬥的對沖，(3)否認美國好鬥和對華“對沖的非平衡性”（即遏制是美國對華兩手中的“重手”）。國內學者也多持美國對華戰略的“兩點論”，少有同時強調其“重點論”的。這不符合唯物辯證法和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事實。
美國“非平衡性對沖”
對華新戰略的時代背景
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也許不及冷戰時期的世界那樣危險，但是複雜得多，至少有以下幾大特點：一是世界經濟呈L型走勢，大幅下降後陷入長期低迷，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儘管美國經濟近年來明顯呈現復蘇迹象；二是金融危機和經濟低迷刺激了此前已冒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等反全球化勢力，致使世界經濟難以重回此前的全球化發展勢頭；三是各經濟體普遍不景氣使內部政治社會矛盾加劇，民粹主義盛行，政府對內難以作為，對外強硬；四是世界經濟矛盾上升加劇了許多地區的地緣政治矛盾和業已存在的世界政治碎片化傾向；五是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整體性相對衰落，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體性崛起；六是恐怖主義猖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生態環境惡化、金融危機等多樣化非傳統性安全威脅更加嚴峻。尤其是第五、第六大特點是美國實施以防範和遏制為主、以交流和合作為輔的“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的直接背景。
為了拯救和復蘇自身經濟，美國先後四次實施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並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損害了其“世界經濟領袖”的形象。深陷兩場戰爭泥淖並在金融經濟危機中實施以鄰為壑的經貿政策，“不僅使美國繼續單方面主導世界事務的能力受損，而且使美國霸權地位的合法性進一步受到質疑。”(4)換言之，儘管仍是世界老大，但是“美國一呼百應、從者如云的局面已經一去難返。”(5)奧巴馬在競選總統前承認，“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布格萊布‛事件後，世界喪失了對我們目標和原則的信任。”(6)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九一一”後中國抓住反恐和“入世”的雙重機遇，在支持美國反恐的同時，鉚住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這個中心，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並承擔相應國際責任，逐漸成為世界經濟中的首要新興力量和國際關係中負責任的大國。本世紀頭10年，美國GDP從10.1萬億美元增加到14.7萬億美元，而中國GDP從1.3萬億美元猛增到6萬億美元。(7)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當年瀕臨衰退和次年負增長，而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都超過9%。由於經濟率先V型反轉，且擁有龐大市場潛力和3萬多億美元外儲，中國被看作世界經濟的“救星”，而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引擎的地位已成明日黃花。尤其是，這場危機重創美式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受了嚴峻考驗。相對於弊端頻現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中國社會制度和管理模式顯示了巨大優越性。(8)危機將中國代表的“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推到世界舞台的前台，20國集團取代8國集團，成為應對危機的主要協調合作平台。與此同時，當美國軍費趨於緊縮時，中國軍費連續大幅增加，武器裝備快速更新，軍備強度空前，軍力顯著提升，與美軍事差距明顯縮小。
後金融危機時代中美綜合國力、國際影響此消彼長推動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美國自1991年蘇聯崩潰到2008年金融危機這17年裏在全球地緣政治中所享受的“一超獨霸”的主導地位已經終結。(9)“多極未來”是美國面臨的最顯著挑戰之一。(10)在中美缺乏戰略互信尤其是美國懷疑中國和平崛起的情況下，(11)日本等一些與中國有歷史仇怨、領土爭端或對華存偏見的周邊國家更對中國快速崛起感到擔憂，呼籲美國加大參與亞洲事務的力度和重申其對東亞安全防衛的承諾，以平衡中國日益增大的影響。比如，李光耀2009年訪美時再次建議美國重掌亞洲安全的領導權：“21世紀將是太平洋至高權力的競爭，因為這裏將是（世界）增長發生之地。如果你們（美國）不在太平洋守住陣地，你們就不可能是世界領導。”這樣的呼籲正中美國下懷，為它實施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提供了某種理由和“合法性”。(12)
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安全複雜化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全球性挑戰，迫切要求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這是時代潮流與全人類的共同責任。奧巴馬承認，要應對諸多跨國威脅、實現世界安全，需要各國共同承擔責任，建立廣泛合作。他在西點軍校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應紮根於外交斡旋與國際合作。”(13)2010年5月白宮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在美國的領導下，通過緊密合作建立促進和平、安全與機遇的國際秩序，以應對全球挑戰。”(14)
美國“非平衡性對沖”
對華新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與中國交流、對話、合作
希拉里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其出任國務卿舉行的聽證會上表示，“在變動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我們要和中國保持積極的合作關係。”(15)2011年11月，她在《外交政策》上發文指出，“一個欣欣向榮的美國對中國有利；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也對美國有利。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我們兩國均能顯著獲益。”2009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說，“歷史經驗表明，既有強權通過對抗和遏制崛起大國達到其聲稱的防止衝突的目標，往往會事與願違，帶來的恰恰是其想竭力避免的結果”，“我們尤為迫切地需求同中國合作。”(16)因此，2009年奧巴馬上任後中美關係開局良好，當年美國國務卿、財長先後訪華，尤其是奧巴馬於同年11月訪華，打破了美國總統就任當年不訪華和中美關係“低開”的慣例。如今，中美在政治、軍事、安全、外交、財經、貿易、法律、能源、環保等領域各層次的交流、對話、合作的機制已超100個。其中，中美元首會晤在中美關係中起著“方向盤”和“穩定器”的作用，尤其是2013年6月的“習奧莊園會”和2014年11月的“習奧瀛台會”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定下基調，而2015年9月習近平正式訪美時的“白宮秋敘”緩和了因南海問題和網絡爭端而陡然緊張的中美關係，雙方還達成了50項成果。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則是中美交流、磋商、合作的主要機制和平台，每年都取得許多成果，是美國與盟國之間也沒有的獨特的高層次、寬領域磋商機制。另外，自2010年起，美國與中國建立人文交流年度高層磋商機制，還定期舉行人權對話。在朝鮮半島問題、伊朗核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地區熱點和反恐、反擴散、打擊海盜、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美國與中國保持磋商和合作，取得了達成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等重要成果。
（二）對華防範、敵視、遏制
然而，為了維護其霸權，美國在與華交往、對話、合作的同時，把對華防範、敵視、遏制作為對華戰略重點，因此把其全球戰略重心從混亂的中東轉向既充滿經濟活力又交織著十分複雜的地緣政治矛盾和歷史恩怨的東亞。
在地緣戰略和軍事安全方面，美國把中國快速崛起視為對東亞戰略力量平衡與亞太安全秩序乃至美國霸權本身的根本威脅，明確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和假想敵。主張對華強硬的軍方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新戰略的主導力量。美國國防部2010年2月公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暗指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軍事對手，稱美軍需要制訂“包括擊敗一個具有‚反介入‛和‚區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簡稱A2/AD)能力的對手”的作戰計劃。(17)2012年1月出台的題為《維持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美國新軍事戰略報告稱，美國將加強在亞太的軍事存在，以應對中國挑戰和遏制朝鮮、伊朗威脅，維護亞太“安全與繁榮”。(18)在2012年以來的歷次亞洲安全對話會上，美國三任防長帕內塔、哈格爾、卡特先後稱要在2020年前把美國海空力量的60%部署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後兩位強烈指責中國在南海造島維權違反國際法、加劇地區緊張。2016年2月初，卡特在解釋為何增加2017財年國防預算時，把中國與俄、朝、伊（朗）、“伊斯蘭國”並列為五大威脅，甚至認為中國軍力迅速增強以及俄羅斯的越境干預對美國安全構成的威脅大於“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19)針對所謂的中國“反進入和區域拒止”戰略，美軍推出“空海一體戰”（2015年初更名為“全球公域介入作戰和機動聯合”）戰略，企圖對華實施“D3（disrupt, destroy and defeat）戰略”，即在未來海、陸、空、天、網“五位一體”的高技術戰爭中“破壞、摧毀、戰勝”中國軍隊。(20)在鞏固雙邊軍事同盟體系的基礎上，美國極力構建由多個三邊聯盟、准聯盟體系（如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美印澳、美日菲）組成的“聯盟+夥伴”安全網，把傳統的轂輻體系網絡化，試圖組建針對中國的“亞洲小北約”。
在這一對華戰略定位下，美國在東亞對華戰略牽制與遏制“三管齊下”，正導演“半島與三海聯動”這一“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場大戲。美國一邊呼籲中國無條件制裁朝鮮，一邊不顧中國強烈反對，籍機迫使韓國於7月8日正式同意它在半島部署實際上主要針對中國的薩德反導系統，成功離間了近年來持續升溫的中韓關係。朝鮮半島局勢更趨惡化為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增大對華戰略壓力提供了理由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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