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割地條款的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1895年農歷四月初四，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羅秀蕙，“取具同鄉京官”台灣進士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在光緒皇帝用“璽”即批准《馬關條約》之前，向都察院上書，力爭不可。其文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中心意思，略謂：“林爽文之亂，諸羅一縣被圍半載，義民四萬死守城中，以地瓜野菜充食，卒能力遏凶鋒，保全台地。高宗純皇帝諭旨嘉獎，賜名嘉義縣，是台民忠義之氣久蒙聖鑒二百年於茲矣。甲申法人內犯，由滬尾登舉，台民奮力死戰，殲斃法酋，此尤明效大驗者也。”又謂：“與民生為降虜，不如死做義民。”
在台灣近代史上，棄民和“棄民”的概念乃發生於茲。
1905年，台灣詩人洪棄全在《台灣戰紀》一書的自序裡寫道：“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軏斷於一旦，以偷目前一日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顧，如割台灣是已。”
1934年，台灣畫家劉錦堂（王悅之）有詩曰：“台灣淪亡四十年，棄民不複有人憐。送君歸去好耕種，七十親慈依杖旋。”又有《棄民圖》名震畫壇。我觀《棄民圖》，心有戚戚焉。圖中棄民並非衣不蔽體，而是鞋、帽、衣、褲，一體嚴實。畫家的匠心於此具見：有誰能看到棄民身上的傷、心裡的痛呢？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常謂：我們要理解台灣人民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心態。誠哉是言也。割地條款是我們應當了解的“特殊歷史條件”，“棄民”心態則是我們應當理解的“特殊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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