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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震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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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向陽 |
中評社╱題：中國周邊外交環境與周邊外交策略
郭震遠：開場白
2013年12月24號至27號，中央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1949年以來，中國就歷來高度重視周邊外交，從毛澤東周恩來時代，到改革開放以後，到現在，周邊環境和周邊外交一直是中國高度重視的問題，甚至和國家整個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大家都瞭解，最近兩三年，在周邊發生了一些情況，像中日釣魚島主權歸屬爭端的嚴重激化，中國和菲律賓關於黃岩島仁愛礁的爭端也加劇。另外，中印中越等都出現了一些程度不等的問題，特別還加上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也因此，國內對此出現了一些爭論，就是國內發生了第四次關於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的大爭論。第一次爭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圍繞把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上，到底世界大戰是迫在眉睫還是可以推遲。第二次是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兩級格局瓦解，冷戰結束，圍繞我們還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三次是90年代末21世紀初，由於當時幾個重大國際事件，特別是美軍飛機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又引起一場爭論，仍然是對世界前景的判斷，對我們能不能、要不要堅持和平發展的一場爭論。第四次是近兩年出現的，但和前三次不同，前三次涉及的都是全球性問題，雖然是以我們國家為中心，而這次可以說全部由於周邊情況引起的。再加上網路的普及，爭論就變得更熱鬧了。在網上我看到有人甚至喊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網上的話不足為怪，但反映了一種情緒。經過了兩三年，特別是2013年，問題已經比較明朗。在中央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的講話，實際上是回答了這幾年爭論中的一些熱點問題，包括對我國周邊環境的基本判斷，周邊外交的目標，主要措施等等，對我們的周邊外交政策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在當前和未來時期，基本確定了我們國家周邊外交的大政方針。因此，舉辦這場座談會是很重要和及時的。
今天會議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對中國周邊環境的基本判斷。到底我們的周邊環境是非常嚴峻，一觸即發，還是穩中向好、總體上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態勢？二，中國周邊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回顧過去幾十年，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我國周邊環境主要受哪幾個因素影響，這些因素在未來會如何發展，繼續影響還是有所改觀，及其原因。三，中國周邊外交政策的延續與發展。本世紀初提出了我國的外交政策，“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有人說如何理解“關鍵”和“首要”，我覺得首要就是重點。包括裡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然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原則，也可以說是普世價值，但它的提出和首先貫徹執行是在我們周邊。所以我們的周邊外交政策延續性和穩定性是很突出的，與整個外交政策是一樣的，基本方針是延續的穩定的，同時也不斷與時俱進，有變化有發展。
在這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的講話裡，有好幾處讓我有觸動。比方講“要讓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落地生根”，我非常欣賞，想了很多，這不僅是周邊外交問題，實際上是整個外交的方向。原來一直強調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是我們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基本保證。但有新意的是我們應該把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再進一步，要共同發展，“命運共同體”就有這一層意思。這裡面讓我進一步想到的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是泱泱大國，包括我在內，潛意識裡都有這種“中央王國”的意識。外國很忌諱這點，我們強調命運共同體，中國和周邊國家，大國和小國，都應該是平等互利的共同體。就像過去提的和平發展，和平世界，新興大國關係，也是看法不一的。很多人批評說，這是不可能的事，現在哪有這些東西。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所謂要有中國的話語權，主要就是在這些問題上。落實命運共同體，讓這個意識落地生根，都屬於未來推進周邊外交的總體思路。當然，這會有很多困難，要是沒有困難，現在我們就不會是這種局面。下面我們開始。
李向陽：周邊環境複雜是中國崛起過程中
必然要經歷的過渡期
首先說一個整體判斷：這兩年談論中國周邊環境到底是改善還是惡化，我覺得不能用黑白的概念來判定。因為這幾年的問題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以美國重返亞太跟中日釣魚島爭端為標誌，中國周邊環境已經進入到一個過渡期，或叫轉型期。在這個期間內，守成國在全球層面和區域層面內對中國進行遏制與圍堵，這是一個特徵。第二個是綜合國力被我們超越的區域內大國，典型的就是日本，存在著天然的不平衡心態，周邊的中小國家又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產生擔憂，這都是大國崛起中面對的正常反應。什麼時候能結束呢，可以說，只有中國崛起完成了，周邊這樣一種複雜格局才能真正得到改變。
一、美國重返亞太的趨勢不會隨著內部和外部的衝擊因素而改變。
1、對美國重返亞太能不能持續的爭議非常大，比如在2013年美國債務上限之爭時，很多人說美國重返亞太沒戲了，因為美國經濟支持不了這個戰略推行下去。對於這一點，我個人一直認為，雖然金融危機後的五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高於美國，但我們必須看到，美國在這五年期間結構調整已經取得較大成效，無論是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房地產已經企穩回升；實體經濟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取得初步成效）。相反，中國從五年前開始的結構調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美國經濟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但中國最壞的時候有可能還沒來。至於美國債務問題能不能阻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我認為，債務問題最終兩個出路：一個是依靠經濟增長，擴大稅收，稅基。再一個就是通貨膨脹，美聯儲包括政府的繼續放貸，最終使通貨膨脹拉上去，對美國是最方便解決債務的方法。有人估算過，如果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能到5%，三到四年內，美國的主權債務能從目前110%回到正常水準，60-80%。
２、美國啟動TPIP，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議時，很多人說美國把戰略重心放到歐洲了。實際上這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可以說亞洲的TPP跟歐洲的TPIP，在美國的全球戰略裡這是互為主從的關係，並且未來如果都成的話，有可能會結合起來，成為發達國家重建全球經濟規則的一個新平台。所以，TPIP的出現也不會使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發生轉向。
３、2013年發生的敘利亞的事，很多人說美國戰略重心又去中東了，亞太只是說說而已。可以說，解決處理跟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長期任務，但毫無疑問，不是美國對外戰略的優先任務。美國的學界大致有個共識，就是21世紀美國對外戰略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
４、2013年底，奧巴馬缺席APEC東亞峰會，國內又有些人在炒作，說奧巴馬開會都不來了，重返亞太只是說說，這實際上也不成立。美國缺席APEC更多的是在有意壓低APEC在其戰略中的地位，預示著美國對APEC戰略重視程度在下降。至於連續推遲三年的TPP談判，這只是正常的貿易談判中的一種自然現象，並且現在美國還在擴大，還要把韓國納入到TPP的談判中。所以從以上，從短期來看，無論從美國國內因素還是在國際上的因素，都不能阻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
二、中日關係是中國周邊最直接最難處理的關係。
一個基本判斷：中日關係惡化趨勢將是長期的。１、日本國內的政治右翼化已經得到了充分共識，日本民眾對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一致對外，就是安倍政府對華強硬的態度，對內初見成效。甚至我個人覺得，日本已不再是少數政治家的右翼化，而是整個國民的右翼化。２、日本修憲跟成為正常國家的目標必須是建立在中國威脅論之上，有了中國威脅論，日本對內對外修憲就有了最強有力的基礎。我們需要關心的是日本修憲以後還會做什麼事，雖然修憲還沒完成，但日本完成修憲成為正常國家是不可阻擋的。３、美日同盟的強化，以前更多的是政治安全領域，現在是在走向經濟領域，日本加入TPP，美日的同盟關係進一步加強了。４、安倍政府提出的包圍中國戰略已經不再是個口號了，外交上正在付諸實施。５、日本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存度在下降。最新的貿易統計顯示，貿易增長率在中國的貿易統計裡總體是增加的，唯獨對日本好幾個季度都出現了下降，日本新增投資的重心已不再放在中國了。所以，無論從日本國內自身的所謂政治、國家戰略的轉型還是經濟領域的合作，中日關係的惡化是一個長期趨勢，不能寄希望於安倍政府換屆後，哪天他下台了，或者雙方領導人見一次面，中日關係又和好如初了，這種可能性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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