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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克裡 |
中評社香港5月25日電／自格雷厄姆•艾利森幾年前創造出這個短語以來，美國人討論美中關系時差不多總有人會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這個“陷阱”暗示的理念是，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即將與既有大國勢均力敵時，極有可能爆發衝突。
日本《外交學者》5月20日載文《修昔底德有助於解釋中美關系嗎？》，文章說，這一理念太常被人用來界定美中關系，使得大家不僅開始關注我們如何吸取和運用歷史教訓，還開始關注分析家、評論員和決策者使用政治學概念的方式。
錯誤判斷後果難料
上個月在向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證明時，艾利森匯報說，他的發現顯示，“過去500年中，在崛起中的國家挑戰占統治地位的大國的16個例子中，有12個的結果是戰爭”。他隨後引用了修昔底德的看法，稱雅典人的崛起導致占支配地位的斯巴達人逐漸心生恐懼，推動他們走向戰爭。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解釋為何權力轉移會導致衝突的兩個截然不同（盡管并非互斥）的原因之一。奧根斯基和庫格勒倡導的另一原因則更傾向於：崛起中的大國對現狀不滿，且不能享受以既有大國為中心建立的體系中的果實。實際上這兩種模式或許在“修昔底德陷阱”理念裡都有被考慮，這導致崛起中的大國和既有大國都對另一方心存畏懼。卡內基基金會的邁克爾•斯溫最近說：在這方面，“糟糕的歷史類比”和“錯誤的理論”導致中國和美國的某些當事人力促對對方擺出更具攻擊性的立場。
在讓像權力轉移理論這樣的觀念成為界定美中關系的理念前，必須采納諸多告誡。從量化的角度看，依如何量化權力而定，歷史記錄對於權力轉移會有不同的說法，必須指出的是，某些研究發現根本就沒有權力轉移引發衝突這種現象（學者理查德•內德•勒博批評這一觀點的態度尤為激烈）。此外，權力轉移理論家的大多數例子往往是在歐洲現代史的衝突中找到的，這個時代充斥著對軍國主義的贊頌和明確制度化的強權政治。相應的，這也強調了有多少由相對權力轉移而造成的衝突可以用多種方式加以解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在絕大多數權力轉移衝突的名單上，但將納粹德國和英國之間的競爭想成實質上是經濟增長差異的問題，這就忽視了其他顯然很重要的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