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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與台灣“大選”已形成“粘合劑”並隨其跌宕起伏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演變的因素與特徵——以台灣“大選”為視角 作者：許川（福州），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回顧過去五次台灣“大選”，可以很明晰的看到兩岸關係波瀾起伏和曲折前進的印記，這就體現，兩岸關係與台灣“大選”已形成了“粘合體”，並隨其變化跌宕起伏。然而，把台灣“大選”與兩岸關係掛鈎對台海情勢是好是壞，恐怕雙方已多多少少有些感觸。因此，如何正確把握台灣“大選”與兩岸關係這二者之間的聯繫，對於維護當前穩定、健康、持續的兩岸關係以及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台灣五次“大選”為切入點，剖析出台灣實現“大選”過程中兩岸關係演變的主要因素及特徵，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評析，以便明確二者之間的關係，避免陷入固有思維定式的誤區。
兩岸關係演變的主要因素
（一）台灣政治民主化及選舉體制的變革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台灣開啟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群體聚眾組黨參與選舉，以實現所謂政治權利。然而在民主化勢不可擋及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空前高漲的情勢下，有沒有一種與現實條件相匹配的選舉制度，直接影響到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度，也決定著公民社會的形成。“在民主政治下，選舉乃是政治運作之核心制度安排。因為通過選舉，民主政治提供選民一個制度化的參與管道”。①為此，對台灣而言，擁有一套有利於民眾政治參與又不威懾到統治根基的選舉制度十分必要和迫切。所謂選舉制度就是凝聚社會共識設計出一套政黨公平競爭和公民平等參與的選舉規則。當然，新的選舉制度的出現必然會影響到台灣政治生態的嬗變和各種社會力量的重組，在兩者綜合著力下，對尤為重要的兩岸關係就產生了間接性作用和週期性循環。
自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遷台到九十年代初期，執政當局依照法統以及所謂“動員戡亂條款”對其實行正當性統治，雖然在地方實行了民主選舉，但是其中樞機構仍舊沒有更新，即“威權政治”。威權政治的體制直接影響到台灣中樞機構首長的產生辦法。在實行政治民主化之前，國民黨一直掌握著台灣政權，從而兩岸關係一直延續了國共內戰後兩岸分離分治的格局，亦即堅持軍事對峙與政治對立的局面。換言之，位於台灣海峽的兩岸問題，在此期間實質上就是國共兩黨對統治與代表中國合法性的爭論，這一爭論既沒有脫離兩岸同屬一中架構，也沒有突破兩岸執政黨對話的範疇。
然而，這一格局在台灣實現政治民主化和選舉體制調整後有所打破。一是由於台灣民主化必然導致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民眾權利的分離和不同（指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的兩個地區），也使得兩岸人民在政治傾向上產生偏離和公民素質上出現落差，不利於兩岸民眾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二是選舉體制的調整，儘管欲以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和出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之解套，但以2300萬台灣地區居民為基數選舉產生所謂“中華民國”領導人，或多或少給外界帶來一種“中華民國”是台灣而不是在台灣的錯覺。一方面給“台獨”勢力提供了繼續迷思的溫床，另一方面也給對岸製造了一種台灣抑或持有“傾獨”立場的預感，使得兩岸關係因台灣政治體制的轉型顯得越來越縱橫交錯、撲朔迷離。
（二）台灣領導人首次民選的實踐
按照“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台灣將在1996年迎來領導人首次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為頂住各方壓力和打贏這次選戰，李登輝提前為選舉熱身。一方面積極發展兩岸關係，成立國統會及頒佈《國統綱領》，開啟兩會對話等；另一方面又極力拉攏美國，取悅於美國人，李的訪美行程就足以明證。李氏的左右逢源、各不得罪的如意算盤，儘管有些冒險，但仍然有利地捍衛了其權利地位，取得了首次民選領導人的稱號。“1996年開始‘總統’直選，隨著選舉的層級由地方上升至中央，台灣的政黨競爭遂進入中央執政權爭奪的階段”②，這就為後來國民黨內部再次分裂和民進黨僥倖上台埋下了伏筆。
台灣領導人首次民選能夠順利得以實踐，與上世紀九十代初的幾次憲改有著緊密聯繫，恰好這又是兩岸關係發展最為積極和活躍時期。某種程度上講，產生此種現象是由台灣內部主要黨派妥協和大陸積極釋出善意的結果，具有一定的偶發性；但在此期間達成的相關協議卻又在兩岸關係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並成為後來兩岸交往、互動、合作的基礎和前提。不難看出，其中夾雜著相互矛盾性。一是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和贏得外部支持，在發展兩岸關係與政治民主化之間左右搖擺；二是民進黨為獲得生存空間與擴散政黨影響力，也不得不在兩岸關係、政治民主化及政黨利益三者之間來回游走。這種取各方交集的權宜之計，顯然不能起到一勞永逸、事半功倍的效果，故而引發了後來的“兩國論”及民進黨“激獨”等亂象的叢生。首次民選領導人在各界高度關注下成功運作，在大多數人看來，台灣的確擁有實行政治民主化的市場，開始步入了民主化時代。然而其背後卻隱藏著無數的尖銳矛盾，特別是由開放民主化所帶來的社會多元化，各方利益和訴求得到合法管道有效表達，這樣一來，就既提高了整合台灣內部社會資源的難度，也增加了發展兩岸關係的不利因素。在李登輝執政後期，這些矛盾暴露無遺，權利較勁展現得淋漓盡致。
台灣民主化的不斷推進，直接導致本土派勢力急劇增長，所謂外省人越來越受到排擠和壓制。台灣政壇及社會在首次民選領導人後也迅速本土化，無疑在有形無形、有意無意中改變了台灣民眾原有的國族認同和“統獨”立場。這些都是與兩岸關係息息相關的核心議題，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面臨著嚴峻考驗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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