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5日電／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次年隨母親茹志鵑遷至上海，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到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同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7年進入上海作家協會搞專業創作至今。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我的書能夠賣兩三萬册，這就對了，太多就不像我了。”
遼寧日報：王安憶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本報的訪問。最近幾年，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爭論非常多，無論是整體的評價還是具體到各種細微的問題，各方的聲音經常會給出截然不同的判斷。自2007年以來，來自海外漢學家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其中德國人顧彬被視為尖銳批評當下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我們發現，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擁有了一批被海內外肯定的優秀作家和作品；而另一方面，文學的大環境又似乎是混沌和無序的，作家們被各種非文學因素所裹挾。有的人說，市場化和商業化瓦解了文學的精英性，在扼殺作家們的創作環境。您是如何看待市場和作家之間的關係的？
王安憶：我覺得市場化，相對來說，是好的，起碼市場化是比較公平、比較民主的。雖然我並不是一個暢銷書的作者，可是我覺得我的書的銷量是比較合適的。我的書能夠賣兩三萬册，這就對了，太多就不像我了。基本上，我認為市場還是可以比較準確地給作家進行定位。所以，我對市場化並沒有太大的反感。
“我覺得我能夠掌控自己的創作，創作的狀態也是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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