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21世紀網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說，中國所有社會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為什麼85%的家庭買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物，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作者指出，正因為房地產聚焦著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面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
全文如下：
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政策挑戰。這是因為房地產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經濟、社會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問題。房地產是經濟之痛，因為它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總體經濟。它也是社會之痛，因為房地產具有特殊性，是社會產品，當社會大多數人的居住權不能實現或者被剝奪的時候，社會穩定就會失去基礎。
中國房地產為什麼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走到這個地步？主要是由於中國“變異”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場，把一切貨幣化。它進入中國以後，也起到過一些積極作用，例如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企業增加了競爭。但新自由主義顯然遇到了國有企業的強大抵抗，儘管國有企業也引入了一些市場機制，但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過，新自由主義在社會領域卻如魚得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攻克了教育領域，這幾年又很快攻克了房地產領域。
在上述諸社會領域，並不是說原來的體制有多好。相反，原來體制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非常低下，並且由行政方法實施，既缺失公平，更無效率，在這些領域引入市場機制也是大勢所趨。關鍵在於，所有這些領域首先應當實施的是社會政策，然後再利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和分配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有效性。一旦當這些領域被視為“經濟領域”，成為經濟增長的來源時，社會政策就無從談起。今天，中國所有社會領域呈現出被經濟政策所主導的趨勢。
這種趨勢對中國社會的打擊和破壞是致命的。任何一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住房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硬件基礎。房地產要解決的是居民的住房權問題，而隨著社會財富分布不均，中國到處都在發生有錢有勢者主導的“圈房運動”。為什麼85%的家庭買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這是“圈房運動”的產物，不是經濟學的供求規律所能解釋的。
社會一旦失去諸如像房地產那樣的硬件，而像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那樣的軟件又不到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中產階級是任何一個社會穩定的支柱，而在中國，房地產已經成為弱化中產階級、阻礙中產階級成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房地產弱化著原來已經躋身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使得這個群體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房奴”。房地產更遏制著中產階級的成長。中產階級大部分來自專業人才，也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過，中國“八十後”和“九十後”無論怎樣的努力，都很難實現他們的住房權。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個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輕人既找不到體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後也沒有希望得到比較體面的住房，因此開始做毫無理由的抗爭。
香港是個地產老板統治的地方。中國內地現在的情況不改變，必然步香港的後塵。市場經濟體制為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但還需要保護已有中產階級和擴大這個群體的政策機制。
如果房地產是經濟泡沫，還可以應付。但一旦形成大規模的社會泡沫，社會穩定就會出現大問題。去除社會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簡單，投資和投機房地產的人畢竟是少數，但等到大多數社會群體不能忍耐的時候，就為時已晚。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房地產聚焦著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解決得好，就可以推進各方面的進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平穩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