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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不容篡改，史觀建構認同。 |
中評社╱題：“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從我者到他者” 作者：張亞中（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前言：李白還是“我們”的李白嗎？
最近藉上課與演講的機會，在幾個地方，分別在台灣大學、再興中學、交通大學，問了個同樣的問題。李白是“中國詩人”、“我國詩人”或者“兩者皆是”？在台灣大學問的對像是政治學系的高材生，在再興中學的對象是高中學生，在交通大學則多是一些學理工的學生。
如果這算是一個簡單的抽樣，答案就很清楚了。台灣目前的青年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及所面對的現實政治、社會、資訊狀況，“我國”不再等同於“中國”。李白已經從“我者”變成“他者”了。
在我讀書時候的認知，毫無疑問的，“中國”是“我者”，“中共”才是“他者”。曾幾何時，“中國”與“中共”均已從“我者”變成“他者”。為何如此？眾多因素中，政治領導人的引導，以及青年朋友所接觸的教科書自然是重要的一環，一個異化的史觀自然就產生了異化的認同。本文想探究這個問題。
理論探討：由“我者”到“他者”的建構方式與路徑
在討論教科書的史觀以前，我們先來瞭解一下歷史與地理概念的基本不同。歷史是個時間順序的概念，而地理則有著空間的特性，因此我們在認識地理時，可以從身邊最親切的地方開始認識。例如，一個台北人可以先瞭解他的居住社區，然後是台北市、台灣、中國大陸、東亞、世界，也就是以自己居住的地點為核心，發展一種同心圓的認識方式。
可是在認識歷史時，往往是用一種時間的順序方式來進行。如果在敘述自己的家族史時，會先瞭解自己的祖先從哪裡來？自己是第幾代？在談論一個國家的歷史時，經常會先溯及自己歷史的源頭，然後依著時間到現在。
歷史是過去的事，而論述歷史者卻是活著的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他自己的史觀，不同政治立場人詮釋歷史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相較於地理的客觀，歷史本身就具備主觀的內涵。因此，有權勢者建構史觀，然後將其當成有色眼鏡送給他人，期望眾人能夠向自己一樣來看過去的歷史，如此才方便引導他們追隨走向未來。
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亡其國”還不如“亡其史”來得重要，國亡還有可能再復，史亡則眾人失去靈魂，不再知歸處。當人民於自己的過去都沒有共同認同時，這個國家民族就像一個瓷器，掉在地面，自然就碎了。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在認同問題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改變不是透過武力的暴力手段，而是經由民主化的種種程式。認同的轉變程式是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進行。“自亡其史”在歷史上的確不多見，但是卻在台灣活生生地出現。台灣所進行的“自亡其史”不是將自己消減，而是把自己從中國歷史中的“我者”變成“他者”，建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史觀，自然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認同。
從“我者”到“他者”是如何進行的？一個新國族認同如何建構？首先，當權者藉著創造議題，引發衝突，從而刺激原本穩定的空間，再以嶄新的擴張論述將原本的說法吸納，降服敵對者之餘，使反對者處於尷尬的位置，只能選擇加入或逃離其論述的新結構。
這套方程式應用在台灣時，原本穩定的空間在兩岸間是“一個中國”、在台灣內部是“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創造議題是創造兩岸與台灣內部對立的議題，包括在國際間用加入聯合國來引發北京的反彈，凸顯“二二八”來切割國民黨與台灣人民的距離。促使“反對者”，包括反對加入聯合國的菁英變成支持北京的統派，從而失去在台灣民眾的支持；也包括質疑二二八事件傷害性與死亡人數者成為威權者的幫凶或不人道者，從而失去道德的正當性。因此，無論是理性探討兩岸關係者，或是希望理性看待國民黨統治時期者，不是只好選擇加入新的論述，就是選擇逃離。李登輝任內的國民黨的多次分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
新的論述創造者必然會用新的話語，一個可以與傳統抗衡，一個可以讓人民感覺驕傲與尊嚴的話語來引導人民。“台灣主體性”、“台灣優先”取代了“一個中國”與“兩岸互利”；“新台灣人”取代了“本省人”或“台灣人”；“民主”與“自由”成為“我者”的政治符號。
新的論述者除了在創造新的政治符號時，還會將新的符號與舊的符號混用，以逐漸消解原有符號的意義。“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混用，讓地理名詞的前者與政治名詞的後者最後匯流，讓“中華民國”必須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的混用也只是為了安撫舊有者的心理投射，並透過“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的龐大話語壓力，讓他們最終選擇放棄“中國”的話語。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認同就在這樣的路徑與策略下，逐漸由原有的“我者”變成“他者”，產生了新的“我者”。
這些改變的方法，有的是透過政治人物的行為，有的是藉由教科書的書寫。我們先來談談從“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的過程，以及背後的思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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