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嶺警方做出“依法撤銷刑事案件”的決定，值得肯定。因為依照我國現行《刑法》，溫嶺幼兒園女教師顔艶紅的虐童行為確實並“不構成犯罪”這種虐童行為，沒有準確恰當的罪名來對應 ，不僅“尋釁滋事罪”很牽強，“故意傷害罪”等罪名也不恰當。這種背景下，根據我國《刑法》明確的“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對女教師虐童的合法依法認定，顯然只能也應當是“不構成犯罪”。
即使某種行為確實構成社會危害，但在法律不夠完備、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必須嚴格尊重這種不完備、堅持“不得定罪處刑”。這顯然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法治精神，有助於維護和捍衛“罪刑法定”的基本司法原則，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法治秩序。比如，尊重維護既有法律的權威性，確保和維護法律規則基於“明文規定”的可預知、可把握性。如果什麼是犯罪、什麼不是犯罪，都可以超越法律明文規定來認定，那麼社會行為的法律後果勢必將變得無法預知把握，人們也將變得無所適從。而從權力制約的角度看，嚴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則，也有利於實現對權力的有效規制，為執法司法部門劃定更清晰明確的權力界限，抑制其繞過“法律明文”而任意造法、擴權的衝動。
顯然，相對於全面追究每一個具體的社會危害行為，維護捍衛源自“罪刑法定”原則的法治秩序，才是社會法治的最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最根本的法治精神所在。因此，在二者難以“兩全、兼得”的情況下，必須堅持後者優先。這正如“無罪推定”的刑事訴訟原則，其所秉持的價值邏輯通俗地講其實就是，在無法做到最優的“既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情況下，選擇次優的“寧可放過一個壞人，也絕不冤枉一個好人”。“罪刑法定”原則實際上也可以做類似解讀，即在法律無法充分應對一切犯罪的前提下，寧可暫時放過壞人，也絕不給冤枉好人留下“罪刑可以不由法定”的制度空間。
當然，承認法律不可能絕對完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必去追求法律盡可能地完善。我國現行《刑法》已歷經多達8次的不斷修正，為了有效應對社會犯罪現實、維護社會法治秩序，刑法的修訂完善以後還會不斷持續。為強化對兒童權益的保護、防止虐童行為的發生，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設專門的“虐待兒童罪”。（時間：11月20日 來源：半島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