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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日韓戰略性接近的動因態勢及限度

http://www.CRNTT.com   2024-09-11 00:02:06

（二）美國因素：利用日韓介入亞太事務 　　二戰後美國始終試圖主導亞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都是在1950年代冷戰開始之際建立，1951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和1953年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都是美國構建地區秩序的重要一環。作為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第三方，美國為日韓戰略性接近創造了外部條件。2021年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調整，強化對盟友的拉攏力度，在軍事安全領域組建美英澳（AUKUS）三邊夥伴關係，在情報領域完善“五眼聯盟”，升級四邊機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邊體系加大遏華力度。 　　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為保持對亞太盟友的領導力和戰略信譽，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決心把亞太作為制衡中國的主戰場，對華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戰略競爭。日韓在地區安全和戰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國更多的鼓勵和授權，三邊安全關係呈升溫趨勢。2023年美日韓在距離獨島（日本稱“竹島”）150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開展了針對朝鮮的反潛聯演，這也是三國時隔5年再次舉行以反潛為主題的聯合軍事演習。②在意識形態領域，2023年3月，所謂第三屆“民主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美國之所以選擇韓國作為第三屆峰會主辦國意圖明顯，當前國際局勢不僅促進了日韓合作，還促使美國通過加強雙邊、三邊安全合作來介入東亞事務。 　　（三）朝核因素：日韓對彼此戰略需求提升 　　朝核問題始終是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因素，1998年8月朝鮮試射大浦洞1號導彈，飛越日本領空，使日本深感威脅。該事件成為日韓關係第一輪改善的重要契機，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邀請韓國總統金大中訪日，兩國關係開啟了新局面。當前半島安全局勢向複雜化發展，日韓對彼此的戰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談、朝韓對話中斷和朝鮮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鮮半島的安全戰略形勢、和平進程變數增加。日韓國內普遍認為，朝鮮核試驗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美韓發布《華盛頓宣言》緩解韓國內不安情緒，由此創設全新的協商機制“核咨商小組”（NCG），在韓國持續承諾不自主研發核武器的條件下，美國加強對其提供延伸威懾的力度。③ 　　尹錫悅上台後改變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構築繁榮統一的朝鮮半島政策，岸田政府則延續安倍路線，將朝鮮塑造成為加強軍備以應對“外部威脅”的工具。所謂“朝鮮威脅”成為美國在亞太制衡中俄的借口，為日韓在美國協助下構建本國的導彈防禦體系提供了機會。美日韓就應對朝鮮形成統一步調，於2022年5月發布三國外長聲明，強調安全合作及對朝威懾、持續推動朝鮮問題國際化。④朝鮮受到來自美日韓的軍事壓力越大，就越難以棄核，朝核局勢對美日韓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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