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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該怎樣補償

http://www.CRNTT.com   2010-05-21 12:11:18

幾年前，筆者老家的一個女孩就曾在富士康的代工對手中工作幾年，每次去看她，很少能真切感受到被流水綫捆綁的員工們的自由心聲。為了生存，他們需要忍受沉重、苛刻的加班制度，更多時候犧牲著個人尊嚴，甚至難以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 　　代工工廠的員工生存狀態很多時候被描述成：上班、下班、睡覺，然後接著上班、下班、睡覺。 　　筆者眼前閃過第七個跳樓自殺的盧新。這個湘潭大學的學生，加入富士康前，陽光開朗，唱歌很有功底，曾參加過湖南衛視“快樂男聲”大賽，頗受好評。在富士康入職新人才藝大賽中還獲得二等獎。但他的朋友說，加入富士康後，幾乎難見他有笑容，常常精神恍惚。 　　在公開披露的幾名自殺員工信息中，幾乎無一例外提到，死前一段時間，他們焦慮，精神恍惚，處於崩潰邊緣。 　　富士康這種文化氛圍，也許並非是直接導致員工自殺的原因，但它肯定是促使他們心里焦慮、心靈孤立的觸媒之一。 　　追逐低成本而居 　　富士康方面坦承，公司管理確實出現漏洞，不過，這兩天，它開始將原因歸於員工的精神危機，似乎意欲將原因全部歸於社會層面。 　　但外部社會原因不是一個籮筐，什麼都可以往里面裝。富士康認為的精神危機，從它的發展模式裡，或可以管窺一二。 　　筆者認為，富士康雖名列全球代工業第一，但文化及商業模式上至今仍然帶有非常原始、粗放的特征，在企業面，它導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富士康母公司鴻海企業傳記《虎與狐》中，郭台銘被稱為“代工業的成吉思汗”。筆者認為，這稱號不但說出鴻海商業模式特點，更是直指其備受爭議的企業文化特質。 　　鴻海的製造業布局早已覆蓋“金磚四國”，並在北美、澳大利亞、東歐擁有多處生產基地，且目前正借收購快速擴張。從空間來看，這個商業帝國遠比元帝國更有氣勢。後者只是“一元三汗國”，跨越兩個大洲，而郭台銘已是四大洲。 　　這個商業帝國與元帝國的發展模式之間，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是追求規模化效應。元帝國是一個馬上王朝，它的騎兵，就像冷兵器時代的導彈，縱橫天下，短短幾年，掠遍了亞歐繁華；而鴻海集團30年來給人的最大觀感即是，借助垂直整合策略，不斷地將商業模式複制到全球各地。截至目前，僅在大陸，富士康便有近60萬名員工、土地幾萬畝、十多座工廠。以致郭台銘被稱為大陸“富士康市市長”，不是沒有理由。 　　二是低成本策略。元帝國的締造者屬於馬上民族，它的絕對兵力並不多，歷史上的征服戰爭中，它們很少攜帶大量輜重，而習慣於就地征集籌措，長途奔襲，一舉征服。此外，它也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駐軍占領。 　　鴻海帝國的低成本策略不比元帝國差。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既是追逐客戶，也是逐成本而居。比如，5年來，它在太原、山東、河北、湖北、重慶等地快速設廠，充分利用當地人力及土地資源，動輒拿地幾千畝。這是外部的布局成本驅動，而在內部成本控制上，郭台銘已到苛刻地步。 　　但這種逐成本、客戶而居的生產，對於征服過的區域來說，難有澤被後世的產業價值。舉例來說，封閉的富士康為深圳貢獻了近20%的GDP，假如未來全部遷移走，能為這座城市留下什麼？血汗工廠的指責、自殺工廠嗎？ 　　筆者認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貢獻，遠低於他在軍事上的雄才大略之影響，郭台銘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富士康的發展模式，建立在犧牲文化價值的基礎之上，透支著一個區域經濟振興的深層土壤。 　　這一點，同樣經歷過代工模式的明基董事長李焜耀感覺非常難受。他說，過去30年，為了代工產業繁榮，很多人付出“家庭、健康的代價”，為台灣社會帶來不良示範的價值觀。他認為，台灣目前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因為全球化時代，速度籌碼越來越低，而且，過去多年，台灣很多籌碼都是押在“大陸4000萬員工”身上，這都需要檢討。 　　事實上，富士康的運營幾年來早有轉型動作。但是，這一轉型將持續很長時期，其間必將在各個方面產生陣痛。在利潤面前，富士康員工精神文化的部分、人性的部分，缺乏真正的土壤，那些普通員工缺少心靈的寄托。 　　這也許正是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的代價之一。約瑟夫泰恩特在《複雜社會的崩潰》中說，當一個社區、經濟體步入繁盛期後，構成整體文明的各種要素的關系、邊際回報會呈現遞減趨勢，尤其是族群心理、文化精神上上，將呈現內耗、遞減的特征。(王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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