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信”應該在互動過程中逐漸累積
第二，胡錦濤先生提出的“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追求雙贏”，裡面的“建立互信、求同存異”，可能是說不要明統實獨以及尊重兩岸的差異性。“積纍共識”也很重要，因此協議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先做。推動這些事情的過程，也是一個積纍共識的過程；兩岸復談、觀光客、直航、投資保障等問題，當這些漸漸推動時，做到某個程度，“綜合性協議”自然水到渠成。
假如沒有積纍過程，與大陸簽“終止敵對狀態”也許還有可能，但要簽“和平協議”就有困難。所以我們應該先解決兩岸間的交通、金融、打擊犯罪、國際空間、互設辦事處等問題。這些東西一步步先做，做為未來簽訂“綜合性協議”的基礎。
第三，兩岸的觀光也是兩岸積纍共識、關係向前走的過程。從海基、海協的白手套，到官方接手來談，這些都是未來的基礎。
而且我們宜認知縱使是簽訂“綜合性協議”，也是中程的，不是兩岸問題終極的解決，不要抱太高的、太遠的期望；假如我們希望藉由此協議，定下“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的目標，是不務實的。既然是中程協議，我們需要更實際的內容，太好高騖遠的事情又做不到；祗要兩岸把握“不獨、不武”的大原則，絕對有逐步發展的可能性。
兩岸應建立常態性互動機制
第四，兩岸既然要有協議，應該要建立常態性兩岸互動機制。我在5、6年前曾提出應建立一個“兩岸委員會”，由兩岸官方正式參與，是定期協商、解決問題的機制；跳脫臨時性、個案性的形式，變成具體穩定機制。當然也可以改叫其他名稱。
第五，就是“兩岸共同市場”的問題，雖然不容易推動，但是在金融、交通、投資保障、農業等等方面建立合作之後，就可以再向前推進一步到共同市場。這其實就是兩岸和平協議的主要內容。
因此，上述這幾樣東西，先抓住大方向“不獨、不武”，在推動兩岸事務時積纍共識，設立常態機制、到建立共同市場，最後就勢必得簽訂“綜合性協議”來做個妥適、定型化的安排。
接下來還有更遠的東西，我想也不是光靠具中程性質的“綜合性協議”就可以達成的。既然邱大使設的期限是30年，以後的東西就可先不談。“一個中國”問題，若後來的執政政府都可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話，那麼“一個中國”問題也不再是問題。等到哪一代的人，有更高的智慧來處理、提出大家更能接受的辦法，再來解決。以上淺見，請大家指教。
戴瑞明：當年參與兩岸決策的回顧
台灣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戴瑞明
|
剛剛聽了幾位的高見，我相當佩服。我看了很多亞中的大作，宗海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邱先生與安國從我們大陸政策的設計到實務都非常深入。我個人是接替邱先生“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的職務，並兼任“國統會”幕僚小組的執行秘書和“國統會研究委員”的召集人，基本上我是沿襲邱先生打下的基礎來推動工作。
在這之前，1987年我當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工會”主任時，就開始研究經國先生開放老兵去大陸探親之後的問題。我當時邀請了“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文建會”主委郭為藩先生、“政務委員”黃昆輝先生、和“國家安全局”的一位副局長，趁星期六記者不到辦公室採訪的時候開會。
我們那時就想，經國先生開放老兵赴大陸觀光，不是開放就算了，將來一定還會繼續走下去。在文宣方面我們必須有一個方向，後來我們建立一個和解的架構，認為兩岸分裂這麼久，應該先從文化、學術訪問交流開始，以促進相互的瞭解，增加彼此的友誼，不要互相“污名化”，這是第一步。第二個階段就是經濟的合作。第三個階段才是長程的兩岸政治融合。
我十分同意邱先生的主張，兩岸分裂這麼久之後，必須要有一個過程。記得1993年邱先生在前方談，我在後方參加決策小組，可惜李先生後來變了。
我也覺得很遺憾，當時大陸沒有接受“國統綱領”，但可能是因為這是我們單方面的政策方針，未在事先與大陸溝通之故，後來大陸方面回應的是1993年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我覺得這也是回應1982年我們提出的“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那時美國說“台灣問題應由台海兩岸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當時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認為對我們不公平，台灣不該被視為一個問題來解決。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大陸與台灣之間有爭端，所以用“中國問題”，因為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不一樣、目標不一樣，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
在舒茲（GeorgePrattShultz）被提名為美國國務卿時，來到台灣訪問，孫院長便希望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時不要講“台灣問題”。我當時建議孫院長請舒茲使用一個中性的用語，亦即“台灣海峽雙方的爭端應該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到今天為止，兩岸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兩岸退休外交官可先溝通接觸
邱先生提的“兩岸和平合作協議”，是個大格局的文件，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也非常有必要，但它的難度比我們當年單方面提出的“國統綱領”要高得多，也要複雜得多。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內部能不能得到共識，因為有人主張“獨”、有人主張“統”，多半的人更主張暫時“維持現狀”。進一步講，對於大陸來說，有人覺得太快、太先進、太早了。我覺得，這就是《中國評論》正在做的溝通工作，我們自己內部先要找人談、不斷地談、找不同的人談，有了共識再找大陸談；像兩岸共同市場這種機制，目前祗是一個目標，沒有具體內容，立即要想推動是不切實際的。
像這次在杭州、長春的研討會，大家都發表意見，可是沒有充分溝通。所以我就提了意見，我們兩岸有許多退休的外交官和大使，可以先私下非正式地談談看，坐下來把問題找出來。當大使時為維護國家利益，各有各的立場，但退休後，比較會有超出國家利益的高度，而從民族利益、區域利益、世界利益來看問題。
去年我曾參加一個在美國康州舉辦的世界和平會議，當時我就曾建議亞太地區的退休大使創立一個促進世界和平的非政府組織，來協助解決區域性的爭端，因為退休的大使比較不會爭名奪利，且經驗豐富，有解決爭議的經驗。我的靈感來自當時會中有人報告成功調解尼泊爾內戰的案例，是由一位退休的印度駐尼泊爾大使促成的。今年一月，我應邀參加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同類的世界和平會議，碰到了這位印度大使和聽到他促成尼泊爾八個黨派和解的經驗。
今年5月尼泊爾已經廢除王室成立共和制，從247年的君主制度轉變到民主制度，這要歸功于這位前印度駐尼泊爾大使的調解，透過對話，以和平方式使尼泊爾走向民主制度。我深深感到兩岸的溝通不夠，既然一位印度駐尼泊爾大使，善用過去當大使時對尼泊爾的了解，放開本身國家利益，幫助尼泊爾民主化，促進和平。相信兩岸問題，也可以運用雙方退休大使先做些非正式的接觸，找出問題的根源，尋求解決的途徑。過去是斗，現在要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