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大陸已不否定台灣的主體地位
我認為我們的思維邏輯跟馬相當接近，祗是我們用的是學術上的用語，而他用領導人政治性的講法。例如胡錦濤先生談到“兩岸和平發展協定”時，為甚麼用“和平”兩字？上海跟北京如果簽署協定一定不需要用到“和平”這兩個字，所以胡錦濤談“和平”協定概念，其實已經同意台灣在未來簽署協定的主體性，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回應剛剛宗海兄說的，雖然“協議”、“協定”在國際法上來說，意義完全一樣，但是感覺是不一樣的。“協定”比“協議”更正式些。至於兩岸未來的協定當然不會用“條約”一詞，因為“條約”是用在兩個外國之間所使用的名稱。我認為用“協定”在某種概念上是比較好的用語，如果兩岸願意用“和平協定”，其實等於已經承認了，或者已經滿足了馬英九所說“不否定中華民國的主體地位”的條件。
兩岸人民沒有敵對
兩岸祗有政府在某些小環節上有敵對
第二，我比較不能接受兩岸用“結束敵對狀態”的說法。為甚麼？冷戰時間，衝突多來自國家或政府的對峙，用“結束敵對狀態”可以理解。兩岸在冷戰還沒有結束前，人民已經開始交往，從兩岸目前人民交流的頻率與密度來看，哪里有所謂的敵對？最多祗是兩岸政府在某些非常小的環節上有敵對。我認為，兩岸的知識份子，不要用“結束敵對狀態”的思維邏輯來看兩岸，我們應該由人民，而非僅是政府的觀點來思考未來兩岸的和平協定。
在名稱上，我認為東西德《基礎條約》中的“基礎”兩字很好，它表示該條約規定的是一些核心問題，也就是未來兩德發展關係的基礎規範。我建議，未來兩岸的和平協定可以“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稱之。這也表示，未來在這個基礎協定上再衍生出更多有關兩岸合作、發展的協定。“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自然已有“結束敵對狀態”的積極意涵，因此，我們不需要再去消極地強調“結束敵對狀態”。
我剛提到的“一中同表”，是希望在論述就可以顧及到各方的立場與利益，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內容包括共同接受“整個中國”、兩岸平等，等原則。我個人相信，在討論兩岸和平協定時，不可以祗是強調某一部分，或祗著重自己的立場，而應該是一個完整思維的陳述。
學術界可以做的事，就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弄清楚，用更精確的文字去表達雙方政府所要表達的意涵，並回避掉一些文字可能引發的誤會。例如，“整個中國”（或“全中國”）是否比“一個中國”更精確？用“最高權力”取代“主權”是否比較不容易引發爭議？兩岸關係對於兩岸人民是件大事，很高興《中國評論》月刊能夠未雨綢繆對兩岸未來如何簽署和平協定此一重要且嚴肅問題進行討論，也期待未來有更多類似的對談，集思廣益，共同找到一個符合全體中華民族利益的途徑。
（編者按：有關張亞中教授對於兩岸和平協定的觀點，請參考本刊10月號（第130期）張亞中所撰“‘兩岸和平基礎協定’芻議”一文）
評論員簡介
邱進益，1936年11月19日生於江蘇嵊泗；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法學士、外交研究所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企業管理學院碩士，德國波昂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曾任台灣“外交部”歐洲司副司長、禮賓司長、新聞文化司長兼發言人，駐瑞典代表，駐史瓦濟蘭王國大使，“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國家統一委員會”幕僚小組執行秘書、國統會研究委員兼召集人，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總統府國策顧問”，駐新加坡代表，考試院銓敘部長等。
張亞中，1954年生；台灣政治大外交系碩士、政治學博士，德國漢堡大學哲學暨社會學院哲學博士；曾在台灣“外交部”、陸委會任職，在陸委會時參與大陸政策研究與制定；現為台灣大學政治教授、歐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兩岸主權論》、《兩岸統合論》、《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全球化與兩岸統合》等十餘部專著。
戴瑞明，1934年7月21日生於浙江嵊洲；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文學士，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台灣輔仁大學名譽法學博士；曾任台灣“外部部”北美司專員，“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有團三等秘書，駐美國大使館三等、二等秘書，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傳處長，國民黨文工會主任，駐英國代表，“總統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國統會幕僚小組執行秘書，國統會研究委員兼召集人，駐梵蒂岡大使等。現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鄭安國，1946年10月16日生；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所碩士；曾任台灣“陸委會”香港事務局局長（即台灣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陸委會”副主委，台北市長馬英九辦公室主任，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
邵宗海，台灣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學士，美國西德州立大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碩士，美國聖路易大學歷史學(外交史)博士；曾任政治大學副教授、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政治大學中山研究所所長等；現為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兩岸關係發展協會理事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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