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則是未必人人皆知的一篇文章：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教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芮鵬在《中國評論》月刊2月號發表的專文《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的合情合理安排問題》。
二、有行有言互印證，有文細論啓未來
可以說，在“行”上，王鬱琦大陸行，實現兩岸“官方”的張王會，并在會面時互稱官銜，正體現了“一家親”的兩岸的“寬容智慧”與“合情合理安排”。而王鬱琦的“寬容智慧”之言和習總再次強調的“合情合理安排”，更表明有行有言，在互相印證。
而那討論“合情合理安排”的“文”，這裡認為是有創意的，也是更細節化的、具體化的體現了“一家親”的兩岸的“寬容智慧”與“合情合理安排”，是可以以此描畫出一幅兩岸良性互動、和平發展而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未來圖景的。
這裡不揣冒昧，不妨選摘其中部分原文簡述如下：
該文分析了兩岸所“爭”、所“異”的實質——
兩岸關系的實際是雙方為同一國家境內兩個大小勢力懸殊的對立政權，雙方在政治上競爭的標的物，對內是中央政府之爭，對外是誰擁有中國代表權之爭。在海峽兩岸之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不同時空背景下兩個時而敵對、時而對立、時而對話、時而合作、時而競爭的政權各自主張的政治符號。在歷史進程中，“中國統一”概念的時代內涵雖然有所不同，但雙方競爭的政治實質并非“領土、人民和主權問題”，而是如何實現“國家政權統一”的問題。
解析了兩岸“合情合理安排”的含義（或許也可說是“合情合理安排”的大“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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